政和四年的上元节刚过，东京城乃至整个大宋的子民都还没有从春节的余韵中清醒过来。时不时还能听到鞭炮的响声伴随着儿童的嬉笑声传来。

今天是我的九岁生日，照例起了个大早请旨进宫拜见父皇和母后。整个下午就在府中接待来祝贺的官员文士以及国子监教授同学。连正在装病的王老道也偷偷溜来躲在后院跟他的学生们胡说八道。而外公和范先生，则在前庭陪着一些相熟的大臣品茶聊天。

自从去年八月国子监那场辩论会以后，国子监变法思潮泛滥，变法派已经完全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保守派的外公再也无力压制，我那篇辩论发言更被激动的太学生们整理出来到处传散。一时的冲动带给我无穷无尽的烦恼。时不时就有一些大臣文人到我府中拜访，连当朝炙手可热的权相蔡京也来过好几次。而朝中抱有变法思想的大臣们更是经常私下试探外公，筹划联名上书奏请徽宗立储，人选自然就是他们称为集天下士望的我，安康郡王，七皇子赵栩。朝中气氛紧张，甚至连天下州县官员也私下对此议论不休。老大赵桓和老三赵楷自那以后见到我都绕道而行，赵构则在他亲戚长辈的严管下不再如以往那般过来纠缠我了。皇权和执掌皇权的机会，在这个时代决定了一切人际关系。不过这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地，没有了意义。

春节宫中设宴守岁，徽宗以自我出生以来最亲切和蔼的态度问我新年有何心愿。我的回答前半部分很标准而后半部则让很多大臣感到诧异，一部分欣喜，一部分失望。“惟愿父皇母后身体康健，天下太平，兄弟和睦。儿臣自幼读书，以为我大宋能有今日盛世，全仗历代祖宗推行圣人教化，特请往文宣王庙外结庐读书。”这个时候，这样的回答，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无意太子之位，希望能离京以避嫌，其余的都不比多说了。

今日进宫时，徽宗也给了我他最后的决定，下诏进封安康郡王皇七子赵栩为齐王，采邑济南府十万户。不必及冠，择日出藩。同时下的另外一道圣旨则给了我文宣王庙博士以及蓬莱观使的优差。

这样的结果在我意料之中，就算春节时不说那番话，为了避免朝廷官员继续纷乱猜度，事态发展至不可控制，这样一个结果也是必然的。只不过封地及采邑户数会相对不好和更少而已。我的主动，不但带来了好的地点和较多户数，更重要的是，给了我通过儒教和道教发挥影响力的机会。首先，宋徽宗对我就根本不宠爱，身为艺术家，他敏感，浪漫而任性。哪怕朝中大臣给他再大的压力，他也决不会立他不喜欢的我为太子，说不定还会回过头来对我横加猜疑。其次，宋朝各代的思想本身就极端保守，任何激烈的变革不管是如何正确及时，从根本上来说都不符合皇家的统治思想，他宁愿立一个平庸的儿子也不会选择可能会把神圣的祖宗家法推翻的我。

朝中大臣大都没能看出这一点，除了蔡京那个揣摩上意的高手。虽然他也极力跟我套近乎，但我看得出，他根本就不认为我有当太子的机会。虽然他们总是把精力花费到保证和提高自己权利上面，但奸臣的智商总是很高，因为他们至少比忠臣思维上的限制要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奸臣的思维方式远比忠臣的更接近现代人，他们除了自己什么都不相信并只为自己而活。例如我，一个普通的现代人，以这个时代的标准而言，我绝对不是忠臣，而且刚刚进化成“奸王”！

当晚，我们商议的结果是，因为职务关系必须留在国子监的外公将尽可能的把优秀的学生外派到我这边来，而范先生决定跟我去济南府而我会请徽宗让范先生获得一个齐王府长史的职务，邓肃李光等人则留下等参加完明年的大比再说。王老道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假托说不能长时间沉溺富贵影响修道，要求徽宗放他出京以便去各地去帮我传播宣扬“天命”蒙人，并在游走四方的同时帮我物色出色的人才和有潜质的孩童。但皇帝一直不肯放他走人，他只好装病跟徽宗耗着，希望能早日离京。

三月初三，进宫辞别徽宗母后之后，我和齐王长史范先生带着侍从护卫离开了东京。送行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特别惹眼，那就是蔡京。

汴梁，我一定会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