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一场“sars”确实让北京人一时间措手不及。自从中国宣布基本消灭麻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等传染性疾病之后，北京市综合医院几乎关闭了传染病科。全市仅有的两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也都没有相应的防治呼吸道传染病的必备条件和设施。这是“sars”最可恨的一点，它抓住了我们医疗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然而，在偌大的北京城唯有“北大医院”保留了传染科。非常时期，他们甩出“三架马车”——传染科、感染科、呼吸科。于是，他们在疯狂的突发疫情面前相对从容，不见慌乱。他们具备一个完整防治体系：切断传染途径——降低感染率——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因此，皇城脚下四周百姓便少有惊扰，多有幸免。

没有一个“怨”字

在“北大医院”90年的历史经纬中，同时藏进了关于人的朝朝暮暮。

李通一生好强。年轻时大凡有名气的外科大夫做手术，他必是专程赶往仔细观看学习。结果学出了流传至今的“李通手法”或者叫“李通风格”。一位曾经观看过李通做手术的有心人回忆：印象最深的是，手术下来他的那双手套上几乎不见血迹……这双洁净的手套自是点拨了记述不清的后来人。

李通那双手有些神奇，据说他一手可以同时夹着几把手术钳子，哗哗哗，转眼工夫各就其位。更有说法，他的手一旦进入腹腔内只需摸一摸，便可以把个疾病摸出一二三。与一般的外科医生相比，他剥离组织不是用手而是用刀，而且刀子上了他的手，刀锋就像长了眼睛，可以在命脉要害部位游刃自如。有关他的夹取组织的技法、有关他的打结的窍门等等，都有着种种传闻……

李通却说，“外科大夫没有得意之作”。他的记忆中每台手术下来脑子就没敢歇息过，像是在过电影，从头到尾，一遍一遍，哪根血管没有扎好？哪一个点位可以再改进？他对自己近乎苛刻：“绝不允许再犯同样的错误”。他说，完全可以想见，如果外科大夫做完手术便洋洋得意，那就难言长进了。

于是，在李通的记忆中没有值得炫耀的经典案例，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零星片段，有的只是病人。

一个12岁的浙江男孩，因为阑尾手术失败，肚皮上留下一个大窟窿，伤口除了脓血还有大便外溢，那是一株行将枯萎凋零的小生命。之后，李通为小患者调理滋养，不弃不嫌，持续有两个多月，并在适当的时候为孩子做了修复手术。手术做得很好，术后也便各自东西。一晃至少是十几年。忽然一日，当年12岁的男孩真不知费了怎样的周折在诺大的北京城里找到了李通的家。健壮的年轻人特意带着挺漂亮的媳妇、抱着胖胖的儿子同来。显然年轻人有心，他料定当年那个瘦骨嶙峋的小生命能活出今天的样子，李大夫看了准保高兴。果不其然，那天，李通不断地用手指擦拭着眼睛，他怎么也看不出当年那个不足一米长的干瘪小东西，会变得这般高大魁梧。当然，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普通的大夫、一个平常的手术，病人竟能记你一辈子，甚至拉家带口大老远地从东北边境赶着来看你……

28岁那年，李通遇到了一位女患者，他为她做了脊髓手术。术后患者音信杳然。再见面时，已是若干年之后，女患者又得了乳腺癌，李通再次为她手术，术后同样是音信全无。又是若干年后，突然一天，女患者出现在门诊。此次她是从大洋彼岸过来。女人掏出一个小物件，形状酷似鸡蛋壳，她小心地掀开盖子，只见里面有两只小牛，小牛十分的稀罕，一边转圈一边吃草。当时女人问，李大夫，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李通摇摇头。“您是属牛的呀。”

说到这儿，李通没有再说下去。片刻的沉寂之后他突然提出一个哲学的命题：记者同志，您明白什么是满足吗？那一刻，从一位80岁老人的眼睛里，你能感觉到那目光的犀利和透亮，它分明在告诉你：李通是满足的。李通今生足矣！

李通的居所是老式的单元楼，门厅大约四五平方米，各种生活必备的东西把个不大的空间挤得不好下脚，所有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显露着年代久远的古怪和灰暗。一张七八十年代中国普通家庭最常用的折叠桌成了整个屋子中夺人眼目的大件，在圆形的桌面上，堆放着陈年的暖水瓶连同各种杯盏杂物，容得吃饭的地方只剩下一小半……

李通自年轻时就只有一个信念：有朝一日学到“大医生”的本事，专门为贫民百姓看病。他说，一是因为自己出生贫寒，自幼生病都是草草了事，家人无力去敲响大医院的门；二是因为生性不服，从不相信会有跨不过的山。

看得出，李通从心里感激命运的恩典，这一生既让他跨越了千山万水做到了“大医生”的位置，又让他实现了为穷苦大众看病的夙愿。难得他背负着自己的信念足足走了几十年。只是不知怎的，这么崇高的信念把他一步一步拽到了比贫民还贫的地步。

吴希如一辈子与小儿医学打交道，她为中国无数的素不相识孩子们创造了拥抱生命的机会。但是，旁观者们忽然发现，在构成她生命的权利中，恰恰冷落的是自己的两个孩子。

她说到了老大打小是由母亲拉扯着，而老二的出世让年迈的母亲实在力所不及。无奈中，她一咬牙把襁褓中的孩子抱出去了，托付在一个工人的家里去寄养。那家人在北京旧鼓楼大街的一条胡同里。拮据的生活从他们低矮破旧的小屋便一目了然。之后，那条胡同几乎被吴希如走烂了。日子在匆匆的来去之间打发得很快。

忽然有一天，小家伙会说话了，那是吴希如第一次听到孩子喊妈妈。但是，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一边喊着妈妈，一边趔趄地扑向工人妻子的怀里。两个女人敏感的眼神不期而遇。工人妻子的眼圈在微微地抽搐，吴希如这边立即递过去一个感激的微笑，那是在鼓励那双不堪承受凄楚的眼睛，那更是在给自己打气……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懂得了依恋亲情，她看到小家伙一样拥有着开心娇昵，她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为孩子高兴。只是那一日，她在迈出这个院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这颗心酸得就像一把泡苦了的咸菜。她一面在用手背抹去脸上不断淌下的泪水，一面在骄傲地夸奖自己：应该这样，绝不能破坏孩子仅有的一点点美好和安宁……

当然，现在人近暮年为时已晚，她知道，这种亏欠今生今世再没有机会弥补偿还。

1949年，严仁英在美国读书。她为了争取到这个学习的机会，付出了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出国前她已经做了妈妈，按照当时国民政府和旧“北大医院”院方的规定，不能百分之百投入工作的人是不够努力的人，而不够努力的人是没有资格获得留学机会的。然而，严仁英用自己的行动说：“我不是从家里走到产房的，我是从病房直接走到产房的。”她做母亲的过程和一般母亲是不同的，她带着肚子里的孩子一直工作到分娩的最后一刻。这样的举动确实让严厉有过的林巧稚大夫都十分感动。

出国前，美方向中国学生出示的条款是鼓励学成回国，日后回国者可以允许携带资料和相关的仪器、设备。然而，1949年，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特殊的年份，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美方的条款无一例外地因为这个特殊的年份彻底改变了。如果学成后回到中国大陆，那么，不要说仪器、设备，就是书本、资料也是片纸不容。

严仁英与丈夫王光超教授依然选择了回国。在他们同期前往的同学中，选择回国的还有吴阶平教授。

严仁英记得，那天轮船行进在太平洋上，无线电波传出的声音让轮船上所有的脚步停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她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的国歌，她听到属于自己的国旗叫五星红旗。那一刻她站在甲板上，一任海风尽情地吹散她非常美丽的头发——

她想到了“北大医院”那几间熟悉的病房；她想到了那么多苦难无辜的中国妇女，流产、生产时的痛苦呻吟；她想到了那个叫“什方院”的乡村，那些被战乱摧毁的农宅，那些对身体一无所知的乡民，还有那些等着听他们传授健康知识的年轻人。

当然，她更思念兄弟姐妹，思念母亲，离开时老人家的头发已经真的是连一根黑的都找不出来了。

不知怎的冥冥之中，严仁英把所有的希望和所有的思念都寄托在那面五星红旗上。她回身跑进船舱，从携带的衣料中找出一块白布，然后她想到了用红墨水把白布漂染成红色。她真的是很有办法，又找到了一块完整的黄布，然后，按照广播里解说的那样，剪出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她用女性特有的灵秀和聪慧，将一颗大星端端正正放在红布的中间，然后将四颗小星对称地摆放在红布的四个角上。

那是她心目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当然，日后漫漫50年，她有过屈辱，有过不允，有过误解，有过牺牲，这一切她觉得“都还可以”。光明主导了她的一生。惟独让老人觉得“自己做错了的”、一直懊悔的只有一件事——怎么把第一面五星红旗留在了船上。

作者后记：

夜深人静，已是凌晨两点，文章落下最后一个字。笔是停了，心绪却一直难平。几天来，为了这所医院而备受鼓舞，也为了这所医院流下了眼泪。在这里原本就蕴藏着丰厚敦实的学术成就和珍贵感人的朴素人生，却因为作者的原因，没能深入其中更广泛地拜访学习，这确实是非常遗憾的事。显然，文章就此收笔缺少了一个“新”字。目前承担医院日常工作、活跃在各个学科的新秀们作者几乎没有给他们一丝笔墨。在此，对那些被作者遗漏的诸多光辉和精彩表示深深的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