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急促地敲打着挡风玻璃，响雷一声接着一声，像连珠炮一样滚滚而来，仿佛要把漆黑的天炸开一个口子，司机梁勇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地盯着泥泞的小路，艰难地开着车。

县委书记刘力问：能不能再开快点？

办公室主任沈紫东说：书记，这路太滑了，再快了有危险。

刘力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抬起胳膊看了看表。

车内的气氛很沉闷。沈紫东和梁勇对视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知道书记此时的心情，如果按目前这个速度行驶，晚上十点是很难赶回县委了。可那个时候，书记还要召开县委常委紧急扩大会议，具体讨论部署救灾任务，把救灾工作迅速落实到具体部门。

昨天零时四十分，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分别接到本县的南岭乡、南湾乡的汛情告急电话，报告说大风暴雨裹着冰雹袭击了这两个乡，灾情十分严重。接到电话十分钟后,刘力就带着副县长王中涛和相关的一行人出发了。

一个多小时后赶到了南岭乡，他们被这里的景象惊呆了。一棵棵碗口粗的树木被拦腰折断，树冠躺在地上，没断的也东倒西歪，在风雨的吹打下顾影自怜地发出阵阵呻吟，房屋倒塌了一部分，瞬间使一些村民无家可归。

村干部正组织安排这部分受灾农民，把他们分散到受灾较轻的农户家里。可是这些人仍然没有从刚才的惊吓中清醒过来，懵懵懂懂地站在雨中，望着已变成一片废墟的房屋，迟迟不愿离去。

再看大片大片的麦子趴在地上，仿佛像睡熟的婴儿。一个个滚圆的西瓜被砸断了藤，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显得很无助。瓜儿离开了秧，就意味着它们的生命到了终结，可是还没有成熟啊。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坐在地里摸着一个一个西瓜，哭诉着说：这几亩地是我们一家人的盼头啊，全家人还等着西瓜熟了卖了钱给老儿子娶媳妇，老天爷你怎么不睁眼睛啊，我老汉一辈子从没有做过亏心事，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

听着老人的哭诉，在场的人心里都不是滋味，两个村干部走过去试图把老人拉起来，可他就像钉在了地上纹丝不动。看到这个场面，刘力这个铮铮的汉子也落泪了。他知道庄稼可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日子全在这几亩地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的。

刘力走过去，单腿跪在地上说：老人家，你不要太伤心了，我是县委书记，我们会做好救灾补助工作的，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你还是起来吧，这样坐在地上，时间长了会伤身体。

老人一听是县委书记，哭得更厉害了，他抓着刘力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仿佛是溺水的人突然间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绳子，这根绳子给了他生的希望。求生是人的一种本能，他要牢牢抓住这根绳子。

常委们和相关部门的一把手接到通知都准时赶到了县委会议室，十点四十分还不见刘力他们一行人的影子。会议室烟雾缭绕，在座的个个焦灼不安，纷纷猜测着他们为什么没有准时赶回来，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正在窃窃私语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刘力和王县长走了进来。走进来的哪里还像是人啊，活脱脱的两个泥俑。副书记韩茂林赶紧站了起来，握着刘力的手说：刘书记，你们可回来了。

刘力只说了一句：路太难走了，开会吧。

韩茂林没有再说什么出了会议室，过了几分钟，端来一盆水，拧了个毛巾递给刘力说：你先擦下脸吧。

刘力把两个乡的受灾情况向与会者做了说明，并把当前需要马上解决的几件事做了强调。一是尽快安抚房屋倒塌无家可归的群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二是农作物补救措施。三是受灾群众中有不少子女马上面临高考，希望教育部门做个统计，具体安排他们的食宿，让这些孩子们保持一个平稳良好的心态，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会议结束时已是零时了，刘力拖着两条就像是灌了铅的腿走出会议室，沈紫东还在门口等着他。

刘书记，出去吃点饭吧。

刘力摇摇头说：你们去吃吧，我不想吃。

那怎么行？你已经饿了一天了，我给你端来。

刘力摆摆手说：不用了，我有点困，想休息。

可躺在床上的时候却怎么也睡不着，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再现，那个老大爷的身影仿佛就像刻在了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老人眼里流露出来的那绝望乞求的眼神，像锥子一样扎他的心，那眼神里有太多的东西，那是落水者的呼叫，绝望者的哀告。

也就在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肚子确实是饿了，饿得有点前胸贴后腔，可是他的办公室里从来不存放吃的，只好翻起来倒了一杯水，喝点水缓解一下饥饿。这饥饿感始终包围着他，笼罩着他，在这样的笼罩下也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紫东，刘书记在吗？

吴县长，你回来了，刘书记在。

县长吴国良和沈紫东打过招呼后，进了书记办公室。刘力正在看一份文件，见吴国良进来，忙站了起来握着他的手说：你辛苦了。

吴国良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刘力一支，然后自己也点了一支，猛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地将烟雾从口中吐了出来才说道：一言难尽啊，刘书记，我们又是无功而返，真的是不好意思见你了。

没什么，这都是预料之中的，如果能轻而易举地办成，也就不会让你亲自出面了，就讲讲你这次的经历吧。

我们这次去和南方那个投资商谈了几次，并且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可以这样说，给他们的条件已经是优惠的不能再优惠了，可人家还是说要考察，真是想不通，这个考察还有完没完？

这次出去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钱便是爷，看看人家，那些老板个个都是财大气粗，牛气得要命。就连那些手下，都不知道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自己的祖宗是谁，我好歹也是一县之长，可在他们眼里屁都不是，我心里憋得那个气呀，真的是无法言喻。可人在屋檐下又不得不低头，谁让我们求人家呢。

刘力给吴国良倒了一杯水递过去，看着他笑笑说：谁让我们穷呢，有句古话，人穷理短，马瘦毛长，这话一点都不假。如果我们能在短时间内把经济搞上去，给人家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到那时候不怕他们不来。

吴国良说：这谈何容易啊，你我来这里也快一年了，很多工作还是在原地踏步，市里要求县里今年的收入要增加几个百分点，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能保住去年的就已经很不错了。说到这里，他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后他对刘力说：我先走了，那面有事。

送走吴国良，刘力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是的，自己到平阳县确实是快一年了，这一年都做了些什么？成天匆匆忙忙地应付上下左右的接待来访汇报，搅得脑子乱糟糟的，一件事都没有理顺。每想起这些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他想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种困境，尽快把工作思路理出来，需要解决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抓紧落实。

刘力上任以后，查了平阳的底子，什么都走下坡路，财政年年都出现赤字，上个五年计划还有三分之二搁在计划单上，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这些都是什么造成的？作为贫困县，往大里讲，有它的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是历史造成的。但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不管有多少原因，带上这样一顶帽子，心里感觉到沉甸甸的，就好像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人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虽然政府一再加大对贫困县的帮扶力度，可长期依靠政府帮扶总不是长远之计，得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自己上任后都做了些什么？前任留下来一大堆棘手的问题，都得一件一件的去做，去处理，忙碌了半年多还没有处理完，前些日子收到很多群众来信，反映比较多的是财政局和教育局。就反映的这些问题，和几位副手交换了意见，在处理前任留下来问题的同时，对全县各个部门的情况做了摸底，心里面基本有了数。

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怎么抓，在他的脑海里思路已经基本形成。

现在最让他头疼的是财政资金不到位，有些工作开展起来很吃力。

如果想把经济搞活，现在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招商引资，南方的那个投资商虽然看好了这块地方，想在这里建立一个生态园，利用本县的资源进行深加工，意向是有了，但迟迟不肯决定，真让人着急啊！

哎！忙完这一阵，我只能孤注一掷，亲自出马，成败与否就看此行了。

这时财政局长走了进来，打断了刘力的思绪。

刘书记，我们是不是现在走？

刘力突然想了起来，今天答应他们一起去趟市政府，看能不能再向财政要点钱来解燃眉之急。虽然在县委、政府的号召下，举办了一次献爱心的捐款活动。但那些钱只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现在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政府了。

楼道里死一样的静谧。徐卓群把材料整理好后已经是十一点多了，但她并不急于回家，坐在那里，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思维出现了混乱，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她真的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这样失败，失败的一塌糊涂，几乎把她击垮。这种失败把她带到了毁灭的边缘，这种痛苦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悟到它的深度。

按说徐卓群的家庭，应该是令人羡慕的，对很多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丈夫在县教育局当局长，论级别虽然只是个科级干部，但手里握着实权，全县几千名教师的命运，可以这样说掌握在他的手里。有句话说，穷则思变，富能生淫。这几年随着地位的变化，丈夫陶依林的内心也在起着变化，套一句官话是与时俱进。有很多教师，特别是女教师，走出大学校门，大部分分在了农村中小学，家多半又安在了县城，所以往县城调，往县城附近的学校调，成了她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孜孜奋斗的目标。

但无论往哪里调，必须通过陶依林这一关。每到新学期开学的前半个月，徐卓群的家门庭若市，星期天都不得安宁。

徐卓群待在机关里，又搞文字工作。有时候为搞一份材料，不分昼夜，一个星期下来，真是感到身心俱惫，想利用星期天好好休息一下，但这点愿望也往往被找陶依林的人剥夺了。休息不休息倒是小事，主要是现在的社会风气普遍这样，只要上你的门，求你办事，就没有空手来的，东西只要提进你的门，就没有拿出去的可能。通常送礼人的心态是这样的，只要你收下了我的东西，就觉得成功在望，自己的事有戏唱了。

可是县城内每个学校的编制是有限的，一个学校塞进去一两个人，或者三四个人是有可能的，只要你局长同意。但如果多了，即使是局长点了头，校长也不愿意接收，关键是没办法安排。

这样久而久之，就落下了骂名。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有些女教师为了能达到调回县城的目的，不惜牺牲色相，陶依林则来者不拒。他想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送上门的美味，不吃才是傻瓜。他的人生哲学是人生苦短，享受一天是一天。

徐卓群很早以前对这事就有点察觉，但她还是宁可信其无，也不愿信其有。她很爱陶依林，也很自信，想陶依林是不会背叛她的。想归想，但还是很替陶依林担心，丈夫的命运决定着家庭的命运，她曾多次婉转地提醒他，做事要有分寸，不要太出格，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但陶依林总是打哈哈搪塞了过去，从不正面回答。

前年国庆节，在一次婚宴上，徐卓群差点晕倒在餐桌上。那天她去迟了，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桌上没有一个认识的，几位客人的对话，霎时间把她的整个人生都给毁了。她没有想到陶依林的口碑竟是这样，利用工作之便，玩弄了不知多少女性，作为妻子的她怎么能接受这个事实？听着人们的议论，她无地自容，恨不得地能裂开一条缝钻到里面。她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接受这个事实，更受不了别人在公开场合谈论她丈夫绯闻的这种羞辱。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桌子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和陶依林的关系，这多少给她留下了一点可怜的自尊。

她不知道是怎么走出餐厅回到家的，她处于思维的盲区，无从判断、观察和选择。脑子里始终就重复着一句话，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顷刻间她的人生信念全部坍塌了，她问自己，相互间的信赖和忠诚是在什么时候戛然而止的，或者说它们就根本没有存在过，只是自己的一种虚幻罢了，意识到这一点她为自己感到悲哀。

风雨飘摇十几年，自己苦心经营的这个家，原来竟是这样的脆弱，这样不堪一击，同样也没有逃脱世俗的命运。

她的思路进入了一个诡异的怪圈，觉得陶依林做出这样的事情，过错都在自己，是她的过分自信和信任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她觉得无颜面对世人。

也许人在受到太强烈的刺激以后，想问题都会过分极端。在这个时候，她想的更多的是如果自己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接受不了来自外界的舆论和压力，她无法忘记所听到的话，这些话一遍一遍地撞击着她，宛如潮水击岸，掀起一层一层的浪花。

她的人生她的梦瞬间被陶依林撕成了碎片散落满地，无法再拣起来。

徐卓群病倒了，在床上昏睡了三天。陶依林觉得很奇怪，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出去了一会儿就有病了。而且这病来的太突然，徐卓群又拒绝治疗，包括吃药，三天的时间里一句话也不说。

刚开始陶依林也没太在意，女人嘛有时候不舒服睡一两天是很正常的，一直到第三天他才感觉到有点不对。可任他怎么问，徐卓群就是一句话不说，眼睛也不睁，她不愿意再看到他了，也没能力再坦然地面对他了，只是渴望着静静地把自己纷乱的思绪理出个头绪。

结婚十几年来，她还是第一次这么理智、这么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婚姻家庭。当一个人能冷静地分析自己感情的时候，这感情可能有两种命运，要么在清醒中存在，要么在清醒中死亡。

几天来，徐卓群对陶依林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离婚吧。

陶依林听到这句话，以为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说：老婆，我没有听错吧？

徐卓群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没有。

如果不是我搞错，那么你是不是这几天有病，脑子出了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们马上去看病，否则我可受不了。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间提出离婚，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如果是这样，我可以给你让道，大丈夫理应成人之美。陶依林戏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