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唐浩辞职的半个月后，贺建军就接到了省委汪洋副书记的电话，问唐浩辞职是怎么回事。贺建军把情况详细讲了一下，说他是引咎辞职。我们要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唐浩就是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任。贺建军知道的，唐浩是由公安局副局长提拔起来的，而且是从汪洋任市委书记不久就提起来的。唐浩这人有个特点，讲工作思路头头是道，有板有眼，加之相貌堂堂，给人的第一印象特别好，很容易让人对他产生好感。就像有的商品，看起来卖相很好，其实是劣质的。汪洋把他提拔起来后，唐浩一直把汪洋作为政治后台，平时狂妄自大。他像吃了发酵剂一样，自我膨胀得非常厉害。除了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话，其他领导的话他都可以不听。可实际上，汪洋本人并没有充当他的后台，对他的工作并不很满意，只是唐浩一厢情愿地把汪洋当做后台罢了。面对唐浩的处理，贺建军本以为汪洋会有什么想法，没想到汪洋却说：“你们的做法很好。这事可以上省报。我们的干部队伍，确实到了应该彻底整治的时候了。”

这无疑给贺建军和古长书打气撑腰了。贺建军马上打电话给古长书，转达了汪洋的意见，古长书对汪书记的支持表示感谢。古长书说：“说不准唐浩现在正在省委呢，可能是找汪书记诉苦吧。”

贺建军说：“那也没用的。汪书记在金安时，已经很迁就他了。一个公安局长滥用职权，不严肃处理，必将后患无穷。”

古长书说：“有些干部的自律意识是越来越差了，你迁就他一步，他就会让你迁就第二步。你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结果成了他犯错误的机会。由此下去，他便认为组织是软弱无能的，反过来他又会看不起组织。”

贺建军说：“你说得很对。”

古长书说：“所以我们这次要给一些人颜色看看。老虎不发威，以为是病猫！”

两人聊了一阵，贺建军说有事，就挂了电话。古长书打开电脑，想看看金安市政府网站上的新闻。在唐浩辞职的新闻上，市民反应之强烈出人意料。全部留言者都是非常支持和赞成的，有人说为金安市除了一霸，实在大快人心。有人说敢于向这样的公安局长下手，让我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的希望，我们对金安市的未来充满信心。还有一个叫“知情者”的网友留言说：唐浩是个十足的贪官，三年前，我家汽车失窃，请他督促下面尽快侦破，给他送五千元钱，他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结果案子还是没破，让我丢了汽车还丢了钱。这条新闻给网站带来了火爆人气，两天之内点击量达五千多人次，留言达一千多条。金安市政府网站从来没像这样火爆过。这使古长书真切地感受到，政府的决策，只要顺民意，合民心，百姓是会从内心拥护你的。之所以老百姓对政府还有许多抱怨，是因为政府的工作确实缺欠很多，打击腐败的力度不够，用人制度混乱，政治空气混浊，导致出现了一些昏官庸官贪官，而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就急需创造一种清明的、健康的政治环境。这次实行大规模的政治制度改革，就是要从政治的高度、从对党和人民利益负责的高度来解决政治体制问题，从而推进政治文明。

刚刚平静下来几天，纪委书记就向贺建军和古长书汇报一个紧急情况：那封大红、二红写的匿名信属实，她们姐妹确实是唐浩包养的二奶和三奶。她们姐妹现在居住的连体别墅也是唐浩给她们买的。纪委准备立案调查，建议对唐浩实行“双规”。贺建军表示同意，让他们马上同省纪委取得联系，请求人力上的支援和帮助。

第五天，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对唐浩家进行了突击搜查，然而，除了价值五十多万元的烟酒和一件文物之外，其他一无所获。办案人员打死都不信唐浩家里没有巨额资金，搜不出来，便无可奈何了。情况汇报到贺建军那里，贺建军说：“继续找，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出钱来！”

按照常规的搜查，办案人员确实已经尽力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包括墙壁的痕迹处都刨开过，冰箱里的食物也解冻过，还是没发现什么。后来把所有的家用电器都拆卸了，从一台电脑的主机里发现了三张存折，从显示器里找到两张存折，涉案金额达四百多万元。是改革开放以来，金安市抓出的最大蛀虫。

唐浩的毁灭让所有知道他的人都吃一惊，也让贺建军和古长书这两位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感到欣慰。因为如果不是改变对干部的传统处理办法，唐浩这种人是无论如何也挖不出来的。他不但会一直在局长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还有可能提拔重用。腐败分子，只有挖出来了才是腐败。一旦挖不出来，他就是腐而不败。而挖一个蛀虫，就能净化一片天空，鼓舞一方民众。一个地方政治环境的改造与净化，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而政治手段的采取，都必须通过制度的建立，在“人”上做文章。

政治改革方案调动了干部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情绪。从官方到民间都注意到，全市各级干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过政治，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他们关心的焦点在于，如何把个人理想与百姓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低的要求是做一个负责任的干部，其次是要做一个好干部，较高的要求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政治头脑和党性原则的优秀干部。古长书给他们讲政治课的时候就这样讲，你们不要认为，不想当官也就不谈什么政治，政治是当权者的事，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政治离我们并不遥远，政治也不是个空泛的东西，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息息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人都是政治载体，也是政治生活的终端。这么一讲，大家都豁然开朗了。全市机关干部用三个月时间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几个文件，增强了他们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以前那种“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悠闲机关生活不存在了，闲人开始找事做，忙人寻思着如何把手头的事情做得更好，更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在一些县直机关，领导对下属打击报复的事屡见不鲜，现在也不敢了，因为害怕举报而记入个人档案。大明县委的领导总结说，金安市的这次改革举措，就是要教育广大干部成为一个政治上可靠，思想上端正，作风上廉洁，人品上正直，工作上扎实的人。三个月来，全市共处理科级领导干部五十多人，自动辞职的处级副处级干部八人，辞退一般国家工作人员近二十人。

在各区县处理干部的过程中，一般都由他们自行决定，不上报市委市政府。但是，汉阳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却成了一个特殊案例。这个干部是学物理的，在******上班。五年来，他都是每天到单位报到后就走人，常常迟到早退，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待着。他喜欢搞小发明，而且沉醉其中。五年来，他一共取得了三项家用电器专利，其中一个专利卖了十五万块钱。所以，大家对他很有意见。说他拿着国家工资，却不给单位办事。他是个知识分子，也不善于交际，几年前就提出要调到科技局工作，因为关节不通而未能如愿。这次，单位把他作为辞退对象上报人事局，准备辞退他。但汉阳区政府考虑到他有发明成果，所以特别请示了市政府。

古长书得知此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据知道内情的人反映，这个人平时性格孤僻，单位领导也很少给他分配工作，加之******本身又是个不太忙的单位，的确有不少闲人。所以他就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搞自己的发明去了。古长书说：“这是个人才。不仅不能辞退他，而且要保护他热衷于发明的积极性。我们有专门的科研机构，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却拿不出什么科研成果，人家不是科研单位的，却拿出了成果，是好事嘛！为什么要阻止这样的好事呢？依我看，他成天不上班，也比成天上班而碌碌无为的人强！别看有人成天上班很认真的，你要问他干了些什么事，他一件事也说不上来！其实就是浑浑噩噩地瞎混。对干部的评价，最终要看他的工作实绩。这位干部的工作安排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人事部门用人不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一种失职行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天天在讲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结果讲来讲去，有的地方还是一句空话！一些地方需要人才，而另一些地方恰恰把别人需要的人才闲着。这怎么能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呢？”

古长书当即给汉阳区区长打了电话，责成他们尽快把此人调到科技局去，尊重他的个人选择，让他的爱好职业化。少一个干部不要紧，多一个科研人员是好事。古长书还提醒他们，这次实行的干部辞退制度，是针对极少数问题干部而制定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建立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政治生态环境。比如说，有的人只拿工资不干事，而且惹是生非；有的人品质恶劣，又没触犯法律；有的人极度狭隘，猜疑心重，对领导和同事起黑心，告黑状，做黑事，等等，这些害群之马就是辞退对象。可他们在公务员队伍里，毕竟是极少数。所以，我们绝不能把辞退机制扩大化，将这个制度变成整人的工具，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利用辞退制度来处理个人恩怨，打击报复他人，我们也将严肃查处，让其付出同样的被辞退的代价。就此，古长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金安日报》头版头条上。各区县都把它当做文件学习。

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很快推进，古长书非常感谢市人大的配合默契。说具体一点，就是李修明的支持。比如受到处理的那些局长们，他们都是人大代表，要处理他们，必须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这就要看人大的态度了。如果人大态度暧昧或动作迟缓，这些事情很难快刀斩乱麻地进行。一旦拖泥带水，就会惹出麻烦来，上上下下打招呼的，说情的，都会出现。集体决策就会在摇摆中受到质疑。从现在的结果表明，他们对李修明的顾虑是多余的，李修明确实是个顾大局的襟怀坦白的人。这也让古长书真正理解了，市级各大领导班子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格局，实现优化组合。如果大家心口不一，各行其是，七翘八裂，党委和政府的许多工作是很难顺利开展的。班子团结了，心齐了，凝聚力也就产生了。所以，古长书时常到李修明那里去坐坐，以一种谦逊的姿态跟他相处，聊聊工作，说说家常。这便成了情感的黏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