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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病已》第六十九章: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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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禁止则既可为,这一个信条让汉家在前期的黄老政治家们发挥到了极致,但是这一条法家思想在众多方面都和儒家对立,但是十分符合现今汉室的情况,所以跟约法三章一样,这是汉室的立国之本。

而整个儒家的主张历史退化论,即由古至今是一个从大同到小康的发展进程,通俗来讲就是社会发展越来越烂,所以儒家崇尚上古三代的大同社会,认为要“法先王”,这是一种有限的历史退化论;法家则主张历史进化论。

儒家是性善论者,法家则是性恶论者。儒家申说仁爱,反对战争,传承诗书礼乐;法家则认为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和非兵,羞战是六种损害国家的害虫,称之为“六虱”,商君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

儒家主张君子治国和贤人政治;法家则认为要以文法吏治国,将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以及商工之民是五类社会蛀虫,称之为“五蠹”。

对于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而李斯则说“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是典型的君主专制主义。

儒家富有宗法精神,特别重视家族伦理,讲求“以孝治天下”。

曾经有一个人对孔子说,他们那里的人特别正直,父亲偷了羊,儿子能够大义灭亲出来指证父亲的盗窃行为。孔子听后就很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这里的人对正直有不同的理解,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孔子显然认为对于父母的错误,子女应该讳而不言,但法家就不一样了,法家认为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既不考虑宗法,也不考虑身份,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商君将历史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三个阶段。在上世即远古氏族时代,氏族成员之间骨肉同胞、友好亲近的关系是当时维系社会生存发展最基本的力量,报团取暖是其显著特征,但友好亲近的背后又都各怀私心。随着社会发展进化到中世的时候,竞争开始出现,贤明的人会在竞争中胜出,这时也就有人出来申说仁爱以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和谐。到了商鞅生活的下世时,社会已经从小型简单发展到大型复杂了,要管理和统治这样的社会,必须依靠高级的政治组织即官僚政治制度,依靠行政手段和官僚制度才能有效统治这个复杂多变的国家或社会。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韩非子也将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三个阶段,与商鞅异曲同工、不谋而合。韩非子认为在较为原始的社会中,依靠民俗和道德就足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发展。中世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依 靠智谋互相争斗。到了韩非子生活的年代,政 治 暴 力即国家机器成了维持社会生活有序发展的支柱。

法家主张法治,其理论基础便是历史进化论。法家认为当今处于一个大型的复杂社会,运用古老的道德或者礼乐都不足以统治这个社会,必须因时制变,而不能以先王之道治当今之天下。

法家学说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主张性恶论,正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才需要依靠法来统治和规范,亦如郭沫若所说,韩非是把一切人都看成坏蛋的,所谓“民性善乱”、“吏欲为奸”是也。他们认为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一有机会便会作奸犯科,违反法律。

法家的性恶论在一定程度与荀子的观点是相通的,但荀子从性恶推出要用礼乐教化百姓,用制度来规范行为,而法家则由性恶直接推出法治,甚至于用严刑峻法来使人感到畏惧,靠人们内心对刑法的恐惧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法家对性恶论的阐释非常彻底,甚至是带着阴暗冷酷的眼光来看待人世。

在儒家看来,父母和子女的亲情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稳固、最无私的关系,彼此之间荡漾着无限的温情与暖意。然而在法家眼中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即使关系如父子、夫妻和兄弟那样亲密,其中依然存在着利害和计算,都存在着利益权衡和勾心斗角。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

韩非子说,父母对于生男孩就会高兴得拍手相贺,对于生女孩则恨不得将其杀死,遗弃女婴现象后世至今还时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中就充满了经济利益的计算和考量,用农村的话说,生女孩就是“赔钱货”,女孩一旦养大成人便要出嫁到别家去,还要搭上一笔嫁妆;生男孩则不同,男孩是家庭劳动力的充分保障。

事实上,在后世的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深植在许多人的心中。所以韩非子就得出一个结论,父母和子女之间尚且存在着这样的利益计算,更何况是君主和臣民之间呢。

韩非子确实用异常冷酷的视角揭示了亲情沙漠中人性最丑恶的一角。我们不能否认生活存在这种现象,毕竟电视上也经常出现父母与子女打官司争财产的事件。

法家认为对于君主来说,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父子、夫妻都不可靠,都有可能成为敌人。先秦有句俗语说“其母好者其子抱”。也就是说,如果母亲长得漂亮,那么她的儿子就会被父亲另眼相待,就有可能被立为太子,继承大位。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韩非子分析人性认为,男人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仍然不减,而女人却红颜易老,过了三十岁就美貌不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新的年轻女子赢得了君王的宠爱,那么原来太子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对于太子和他的母亲来说,从理性算计的角度出发,最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策略便是把他们的父亲丈夫杀死。

这就是韩非子对人性丑陋赤裸裸的描述,他甚至更进一步,将这个故事设想的更加完备。对于太子母亲来说,杀死丈夫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儿子做了国君,她反而可以安富尊荣,甚至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完全可以像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那样找几个情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韩非子对人性的阐释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令君主后背发凉,引人深思。

所以,法家认为人是不可靠的,法才是可靠的,性恶论是法治思想的又一理论基础。在西方,柏拉图早年写理想国的时候,还有着贤人治国的理念,期待出现一位哲人王,等到他晚年写法律篇的时候,人生的阅历让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

后世现代法治也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正如汉密尔顿所说的“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毫无道德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

法治乃至于任何一条法律的理论前提都是人性本恶,就是假定人在不受约束、不收监督的情况下可能会作恶。在法治的阐释者和建设者看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当代社会,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实行民主和法治,促进权力的制衡和分立,监督每一个行使公权力的人,防止权力滥用。

所以刘询明白,一个帝国旧貌换新颜,就是需要法家简单粗暴处理方法,两百年前的秦国就亲身体验过。

秦国能在战国后期一统天下,完全得益于商君变法。商君变法之后,秦国焕发出不一样的战斗力,奋七世君王努力,不停的东出西拓,到秦始皇嬴政时彻底一统天下,而当时其余六国也在疯狂变法,但是无一例外没有儒家什么事!

礼乐道德固然重要,但是又有多少人借道德之名行龌鹾之事,儒家思想的开始就是封建历史怪圈的延续。

崇古,儒家以谷梁为首的崇古派,现在还天真的认为,只要恢复井田制,那天下就此太平,海晏河清,河图显,麒麟出。

董仲舒献天人感应于孝武皇帝时,也是满嘴的理想,没有任何一条实施方案,所以儒家你让他嘴炮可以,让他做事儿只可能是这种情况,平时袖手谈风月,事出一死报君王。甚至在后世崇祯刚登基之时,东林党清理魏党余孽,在陕西大旱时收缴国库积压欠款,好吗!大明中央政府的援助粮没有来,反倒是东林党直接踹门抢粮抢钱,直接逼的陕西民变,到最后李自成进北京崇祯上吊自尽,到最后崇祯还推卸了一波责任,说自己是按照书中的方法治理国家。

儒家圣贤书中的道理,孔老二自己有时候都无法自圆其说,看可以,用也可以,信就是二缺,甚至如明末钱谦益这般儒学清流领袖,在敌来之时,都无法做到事出一死报君王,用自己一身的学问换来了一句怡笑千古的名言水太凉!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王朝的建立一定跟儒家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也是因为儒家将国家治理崩溃了。但是从宋朝开始,一个王朝的覆灭就跟儒家他们太有关系了。

儒家从来都是制造麻烦的人,不是解决麻烦的人,在中华民族危难之中时,总有英雄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辅大厦将倾。

这还要得益于中华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

所以,刘询想要创建一个高效的封建执政的大中央政府时,儒家这个选项在刘询心中已经划掉了,但是法家也不是没有毛病,这个地球在五千年以后才彻底的进化到法家在秦朝推行的现代法制,太过于先进,需要大量的政府官吏,需要大量的执法者,才能做到将政府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等基层单位,甚至如果无法做到技术层面上的突破,甚至在偏僻的南国乡村,先帝的死讯还未得知,刘询自己上位颁布的永不加赋的诏书也仅仅大城市的百姓才能得知,如果想天下人都知晓,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天下皆知。

甚至可以说抛开个人厌恶的感观,谷梁派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除了刘询祖父刘据的原因除外,就是因为谷梁派可以更加缓解社会矛盾,政府可以减少官员的数量,减少中央财政的支出,让天下百姓自生自灭,有了重大灾害的时候在出面救助,这样简单的乡贤自治,正是昭宣盛世的开始,但是也给之后的汉室留下了覆灭的伏笔。

大家族,大地主,门阀豪强这些问题甚至到了东汉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东汉政府只能将外戚抬出来,跟地方豪强门阀势力做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内耗,最后两汉到灭亡时也没彻底根除谷梁当权带来的后遗症。

一个古老帝国的改革一定是困难的,要有优良的官吏团队,决策层也需要巨大的决心。所以说服,霍光为首的三公九卿和两千石的朝中大臣,是问题的根本。

现在正是汉家为数不多的安稳年头,最大的外敌匈奴正在回血,而且没有了匈奴这个战略敌人,汉室就无法继续西进,无法占据更多的土地,如果说刘询想建立前世的昭宣盛世,那根本就不需要刘询自己瞎折腾,只要让霍光治理国家就能达到,自己只要等待几年之后霍光去世就好。

穿越一回,如果不能彻底的改变世界,那刘询自己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

但是变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需要大量有目标的政策改革,中华五千年以来,唯一变法成功就是商君,而商君是彻底团结了秦国上下的所有政治团体,而且五年之内就看见成效。

变法的根本,是让你的臣民知道变法的好处,后世王安石的变法的失败,就是书生想法过于浓重,也太过想当然了,所以得罪了所有人,宋朝新法彻底失败,几十年后北宋灭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这句话用在哪里也不过时,团结大多数人,让大家知道一个目标共同前进,王莽代汉前期就是给了所有人希望,在河东水患时,河东当地士大夫为了王莽描述的目标,自行完成了河东的赈灾,但是当天下人知道王莽达不到这个期许结果的时候,同样也要承受希望破灭后的反噬。

想到这里刘询开口说道“诸位爱卿,今日之会朕认为可以先开到这里,丞相和御史大夫,执金吾留下于朕商议立后与东南民变之事,身下九卿回衙,要尽快做出方案,在即将来临的朔望朝中供群臣,列侯商议!”

“喏!”群臣拜道

大殿中群臣陆陆续续的离去,只剩下刘询,霍光,韩增,魏相,赵充国,霍山等人。

刘询见大家已经发下手中的书简,这才继续说道“朕之发妻夫人许平君许氏,贤良淑德,肃雍德茂,温懿恭淑,有徽柔之质,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静正垂仪。

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

唯许氏德冠口,乃可当之,不日朕亲授金册凤印,册后,为六宫之主!”

天子突然的立后昭命让霍光等人措不及防,但是此诏命在之前,霍光已经跟群臣明确表达了天子的意愿,也达成初步的共识。

东南民变在即,朝堂上是不能再有因为立后带来的纷争,所有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边关移民,关中官吏改制,东南民变身上。

想到这里霍光第一个起身拜道“许夫人,肃雍德茂,温懿恭淑,有徽柔之质,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静正垂仪,可为六宫之主,万民之母!”

剩下的人看见丞相已经表态,立马跟进拜道“许夫人,肃雍德茂,温懿恭淑,有徽柔之质,柔明毓德,有安正之美,静正垂仪,可立为后!”

刘询坐在上位看着霍光等人的表态,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说道“丞相对东南流民有何看法?”

注“流民”是我国封建统治时期的一个历史现象。按照《明史.食货志》解释,流民即“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也就是由于天灾人祸,百姓为了生存,被迫背井离乡,逃往深山大泽,觅一栖生之地。因此,封建统治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流民”。从元代起,由于大量流民流落到鄂川陕豫交界的荆襄山区,于是这里便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流民集结地。

两汉时期,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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