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人，可以说分成两派，省冶金厅和大里山铁矿肯定算做一派。张秘书长从心里说也可以算是这一派的。

张秘书长在省政府分管外事工作，联系省外办，在雪松省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北方内陆省份，并没有多少外事工作。

一开始尹主任跟他汇报时，他就觉得很奇怪，从他分管外事工作以来，他就没有看到外交部插手国内工作的，更不用说直接要求某个企业放弃索赔的。

他开始以为是省外办闲的慌，为了显示存在感，故意找些事情折腾。但看到尹主任郑重其事的样子，他也不好多说什么，所以今天来了以后他的话并不多，纯属应付。

直到尹主任说他们外办有电话录音时，他才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个时候他就有点责怪外交部了，觉得外交部的手伸的太长了。

大里山铁矿向外商索赔的事情，早就传遍了省政府，连省委那边都知道了。从他了解的情况看，省领导是赞成大里山铁矿索赔的。

大里山铁矿与外商已经谈了两天了，估计差不多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外交部突然插一杠子，什么意思？

而且外交部你为什么不先找冶金部，找省里了解情况，而是直接就下了指示，你哪来这么大的权力？

偏偏又碰上这位领导夫人，正是在办公室坐的无聊的时候，有这个机会摆谱，那还不大肆张扬。

不过这些话张秘书长是不会说出来的。

尹主任已经感到，她在这里是孤立的，但是她不怕，她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

尹主任厉声说：“郑斌同志，你怎么说话的。请注意你的言辞。”

但其他的人倒是愿意听一听这个初生牛犊的真心话。

郑斌不理她：“三、他们的外交官说，他们的企业在我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想请外交部门找到这位外交官，要他说明他们国家的企业在我国到底受到了哪些不公正的待遇。

他们的企业给我们造成了损失，难道不应该赔偿吗？这是咎由自取，没有什么不公正的。

刚才尹主任说这家企业在我国有很多业务，只有我们是第一个提出索赔要求的。我加上一句，我们还是第一个发现他们诡计的。

我敢说，这家企业不是第一次使用这种伎俩，只是我们发现了，而别的企业还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他们的诡计就是公正的;发现了它们的诡计就是不公正的。这是什么逻辑？还当我们是满清朝吗！

顺便说一句,我会抽空去北京,到外经贸部去查一下这家公司在国内做了多少业务。我会给那些与这家公司有生意往来的国内单位一一去函，把我们大里山的发现告诉他们。

这才是那家企业最害怕的。这会引起连锁的索赔，他们在我国的业务很可能会崩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国家外交官会为了一家企业去造访我国外交部，因为他们看到了危险。“

张秘书长忍不住说：“好，年轻人，有冲劲。你什么时候去北京，提前告诉我，我请省外经贸厅给你开张介绍信，你去外经贸部查资料会方便一点.。“

“谢谢张秘书长。

最后我想说一下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意的惩戒，是加重的,是由受害人主观认定的，带有惩罚性质的，这是国际惯例。

这一次不是普通的质量问题，而是外商恶意所为。我们不能只有补偿性赔偿，一定要追索惩罚性赔偿，才能起到惩戒和警示的作用。

从这两天的谈判情况来看，外商纠缠的焦点只是在赔偿的具体金额上，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已经认同了惩罚性赔偿。我们再坚持两天外商就有可能在协议上签字。

所以我恳请尹主任和省外办，把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以及与外商谈判的进展情况汇报给外交部，请他们收回成命。“

尹主任早就不耐烦了，这些话把她的耳朵都刺痛了：“郑斌同志，你说的话很可笑。但是我不怪你，你年轻不懂事。

领导做决策，那是相当的慎重。是综合了各个方面的情况，站在全局高度决策的。是你说收回就能收回的吗？

你说的话都是站在你们企业的立场，只算经济帐，没有算政治账，没有算国家的大账。

我们并不是一概的拒绝赔偿，第一部分的赔偿可以要啊。但是第二部分的赔偿是额外的，附加的。放弃它，从经济上讲，你们企业不吃亏，国家也不吃亏，保住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又彰显了我们宽厚的君子之心，维护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样，经济账和政治账就都算全了。不好吗？

郑斌同志，你刚才说还要去外经贸部查这家企业在国内的生意，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那家企业在80年代初就进入我国，那时国内很少有这样的大公司进来。他们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国务院领导还接见过他们的董事长。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

你这样楸住一个错误就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态度，很是要不得。“

尹主任习惯于用大帽子压人，可是郑斌不吃这一套：“尹主任，政治经济学上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没有了，政治在哪里？

六七十年代，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援助安南国200个亿，当时也是高喊友好，‘同志加兄弟’，结果怎么样？不是反过来跟我们打了一仗吗？

还有我们为北高丽国打仗，苏联给的战争物质没有一样是不要钱的，老大哥的经济帐算的分明得很。

可是安南国和北高丽国还过我们一分钱吗？我们不跟他们算经济帐，可是政治上他们跟我们又怎么样呢？这个政治账怎么算？

怎么算都算不过来！“

尹主任一直养尊处优，又在省外办这种高高在上的部门，根本不知道稼穑人生的艰难，除了会照本宣科外，再有就是会摆谱，谁知竟会被这样的一个毛头小伙子顶撞，不由气急：“郑斌，国家大事是你随便议论的吗？“

看到尹主任脸色阵红阵白，被郑斌顶得下不了台，陈正只好出来打圆场：“郑斌，怎么跟领导说话的，站到一边去。“

郑斌老老实实地起身，离开会议桌，站到会议室的一个角落处。

会场里其他几个人心里暗笑，听郑斌说话，似乎桀骜不驯；但看他老老实实站在墙角处，又觉得他其实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守规矩的人。

看来还是陈正懂他。

陈正接着说：“尹主任，这次向外商提起索赔，我们矿党委专门开会研究过，定了一个原则：不纠缠是非，只拿回损失。意思就是我们并不是非要外商认错，非要他们承认那个装置是他们安置的，我们只要经济上的赔偿到位就行了。就是说外商可以不认错，但要认赔。

我们这样做就是有政治上的考虑。不要他们认错是给他们留面子，不把关系搞得太僵，不至于影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考虑到政治，我们这样做是模糊处理，但这个事情的性质一定要搞清楚。

这件事不是我们两家企业的经济纠纷，而是这家外商企业触犯了我国的法律。经济纠纷属于企业层面的事，而法律则是属于国家层面的事。

讲法律就是讲政治。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处理，绝不能模糊了这个事件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起惩罚性赔偿的原因。

另外，郑斌刚才的话有些年轻人的冲劲，但道理还是那个道理。我也希望外交部门找到那个外交官，请他说清楚，那家企业在我们这里到底受到了哪些不公正的待遇。

我们不想背这个名声。“

尹主任气急败坏：“我今天是来跟你们传达外交部的指示，执行还是抗拒，你们自己把握。我把话已经说明白了，外交无小事，希望你们不要犯政治错误。”

说完，摆起夫人的谱，连声“告辞”也不说，也不招呼同行的领导张秘书长，只顾一个人拎起坤包，踩着高跟鞋，蹬蹬蹬地走了。

张秘书长微微摇头，无奈地跟冯厅长、陈正等人握手后，随之而去。

其实，尹主任也不是摆谱，用一个词准确地形容她当时的状态，就是：落荒而逃。

何也？

郑斌说话虽然顶撞，但他不会运用官场语言，没有直击要害。陈正老官场，身居要职，自然黯熟官场中的话语规则。所以他强调事件的性质，明确说外商是违反了国家法律，而讲法律就是讲政治。

如此，尹主任无话可驳。她知道自己理亏词穷，再呆下去更加没面子，只好做出气急败坏状，一走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