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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嚎叫得象动物一样嘶哑难听，眉眼口鼻全都可怕地改变了形状，根本不象是一张人的脸了。

她狂乱地把头往后面的铁杆上撞，虽然手和脚都在铁床的框架上捆得很紧，她还是能把背和臀部从架子上挺起来几乎有半尺高。中川用两只手握住她的头发搏斗了一阵才制止了她，往她头上浇了一桶水。

事实上连中川的脸色都有点变了。大家一时默不作声地盯着女人的脸。

“发报机要送到哪里？”

“我、我真的、没有发报机。”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哎哟——什么名字？”

“谁派你来的？”

“——”

又有人从炉子里抽出了烙铁。我朝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了他。用火烙烫确实能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和强烈的心理打击。但过度地烧伤并不能使被讯问者感受到的痛苦持续增加。

人体痛感最烈的是表层皮肤遭到破坏，下面富含神经末梢的细嫩的真皮组织被暴露在外的时候。这时的伤处看起来十分湿润，表现出粉红色或粉白色，就是轻微的触摸都能使人疼得发抖。我曾见过被开水淋遍了全身的人疼得整个晚上在拘留室中用头不停地撞墙，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还停不下来。如果继续施加高温的话最终会把全部皮肤连同下面的脂肪完全烤成焦炭，那样受伤者就根本没有什么痛感了。当然，他的那块地方以后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受到感染烂出一个洞，可是对于即时的逼问来说效果不如较浅些的烫伤。

同时，常常选择**、阴部作为烙烫的部位主要并不是因为淫邪而是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最为敏感。烫腋下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然对于生殖器官的施刑给与男女犯人的巨大心理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

我认为我的宪兵们不管是使用烙铁还是酒精和棉花都能恰到好处。

宪兵们抓紧陈惠芹的头发把她的头从铁床上拉起来往前按，让她的脸凑到自己胸前的那对**上，让她看看自己的**现在的样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认真工作，她的**象是两只被一小条一小条地撕去了表皮的水蜜桃一样，浅红松软的皮下组织烂糟糟地浸没在粘稠的黄色体液当中。

把平时用来缝棉袄的大约五公分长的钢针举起来给她看，恐吓她。然后就在姑娘的鼻子尖底下用针尖往她烫烂了表皮的嫩肉上乱划，每划一下都使她象是怕冷似的直打寒战。最后，可怜的女人眼睁睁地盯着那根钢针一公分一公分从自己的**正中扎了进去。恐怕她的感觉会象是扎在心尖上一样吧。她都没怎么叫喊，甚至也没有能够昏过去，却象是被施了法术似的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只露出一点针尾的乳峰。

姑娘全身的肌肉象男人那样一块一块地耸立起来，在皮肤下凸现出清晰的轮廓。她细软的身体现在绷得象拉直的弓弦一样紧。突然地，那只正被扎进钢针的右**象是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似的，在中川手中一抖一抖地跳动起来，每跳一下便从顶端的伤口里忽地冒出一粒血珠。

与它应和着，姑娘正呆呆地瞪着它的细眼睛中也同时涌出一大滴眼泪。

中川又拿起第二根针再给她看——在**上划——在第一根针尾稍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再扎进去。

看着第二根针扎进一半，陈惠芹想闭上眼睛，几个声音立刻怒骂起来：“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同时更用力地撕扯着她的头发。她再睁眼，突然软弱地说：“别，别再扎了。”声调很特别。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后停住了手。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我，我都告诉你们。”

宪兵们把她的头放回铁床上，一齐朝我看。我看了看表，十点多一点。如果这是真的，今天之内还来得及做些事情。我问：“发报机在哪里？”

“在，在江边，大豆集沿江往南一百多米，也许，两百米吧。有一间土坯房子后面。”

我朝野山看了一眼，他后来与那个白左的中国特务一起工作了大半天，把陈惠芹在上岭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好几遍。他稍稍点头，意思是她到过那里。

“为什么放在那里？”

她稍稍有些惊讶。

“干什么，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后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她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她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她。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种“信箱”的交货方式的。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痛啊。”她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

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

姑娘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象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象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她的肉里。我的手下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象中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姑娘，即使她是支那人，弄到这种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当然如果她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陈惠芹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

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并不喜欢陈惠芹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入完全狂乱的状态时表示同意坦白。然后让他休息一点时间开始讯问，他会表现得十分合作。因为他这时已被吓坏了，只要威胁一下，说要给他重新试用一下刚才的手段便足以打消他重新顽抗的念头。而陈惠芹并不是在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认输的。和刚才的酷烈情形相比，她说话时的态度显得过分冷静了一点。

我扫了她一眼，靠在椅子上的姑娘正低着头用手轻轻地按压自己被扎进了两根缝衣针的左**，撅起嘴唇往上面吹气。她的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展着，而且向两边分得很开（并拢会更疼），旁若无人地正对着她身前的男人们。一天一夜的功夫就把本应是羞怯的未婚女人变成这个样子。也许她是真的不行了吧。

我坐到纪录员的桌子后面，翻开一个硬面夹子。里面当然什么也没有。唯一的一张东西是上岭镇的平面图，上面用铅笔勾出第一天陈惠琴走过的路线。

“陈小姐，我们开始吧。”

标准的讯问应该让被讯问的对象从头开始说，让她一步一步地去组织自己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能等。

“你知道去取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取吗？”

“不知道。”

“东西送到了你怎么向联系人报告？”

“我在三天后戴着红围巾从纬四路的鸿昌布行走到乐记面馆，我不去就是出事了。”

“你的联系人怎么跟你联系？”

“他把信送到学校门房。如果是五点半约我吃饭，我就去信箱取指示或者要送的东西。”

“信箱在那里？”

“在红山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里面有一条石缝。“

“红山后山——，很好。从哪条路上去的？就是李庄前面那条路，有个石牌坊的？”

“不是，是晓沟这一边。”

这么说她确实熟悉红山。牌坊前面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具体地点在哪里？”

“不到山顶，往右边一条小路拐进去。位置这样很难说清楚。”

“这次去XX市取电台的指示也是在这里拿的吗？”

“是的。”

“哪一天？”

“前三天，不，是再前一天吧。十二号。”

“胡说！你这个下贱的女人！”我把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把身边的记录员吓了一跳。“皇军的27中队在红山做山地作战演习，那片山坡已经被封锁了七八天了！”她一时呆住了。嘴唇抖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来。

“胆敢欺骗皇军——想一想，想一想刚才尝过的味道。他们会把针一根一根地刺进你的肉里去，会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我换上一副笑脸走到她身边，摸着她肩膀上的烙伤。四个手指被溢出的液体沾得滑溜溜的，同时感觉到她在我的手下瑟瑟发抖。“小姑娘，我知道你很痛，痛得说错了话。再从头来一遍好吗？发报机藏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27中队，也没有什么作战演习。但是如果你并不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里真的去过某处，你就无从确定有还是没有。受审对象的问题在于：事先准备好的供词是不能改变的。你说你是一个普通教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临场重新编造的谎言绝不可能没有漏洞。我想陈惠芹心里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她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认为她现在再要开口，说的多半会是事实了。

她没有试图辩解，她知道那没有用，只能越说越糟。但是她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我抑制着愤怒和失望转身走回桌子，身后传来乱七八糟的响动和女人勉强压抑着的“哦——哦——”的声音。宪兵们就在椅子上按住她，正在用针扎她的另一个**。

我在椅子前立定，向后转，走到她身前再向后转，又走了一个来回。她现在跪在椅子后面，摊平的两手被紧紧地按在椅子面上，用钳子夹紧一根针插在她食指的指甲缝里，再用铁锤把它敲进去。

她的身子随着铁锤的敲击一耸一耸地往上窜，猛烈地向两边甩着头。又有人上去帮忙按住她。

“发报机，在哪里？”

“我——我——我——”她喘息着说了好几个“我”字，却没有了下文。再往中指里钉进一根，再问。

“电台，在哪里？”

她昏死过去一次。

钉无名指的那一根针尖从手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穿了出来。钉满了她右手的前四个指头再逐个地钉她的左手，也钉满了。手背上和椅子面上到处流着血水。再问。

“在哪里？”

她甚至还有力气抬起头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脚。”

把姑娘推倒在地上，让她两脚并拢，脚底贴着一块厚木板用绳子胡乱地缠紧，脚尖垂直向上。再挨个地把钢针钉进她的每一个足趾中去。

脚趾比较短，钢针能一直刺进昨天被夹伤的趾根。从几个肿胀的特别利害的脚趾中流出的是几乎没有血色的混浊的泡沫，量大的令人吃惊。

她第二次昏迷过去，弄了半天没弄醒。“叫军医，叫山田来。把她弄醒了来叫我。”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们才来队长室告诉我她醒了。已经是傍晚了。

“再烫。”

让她脸朝铁床跪在地下，手臂伸在铁床上捆住。从她的肩膀开始，把烤红的铁条按上去大约五秒钟，换一根铁条，移到下面四、五公分的地方再按下去。就这样顺序往下烙，一直烙到她的臀部。再回到上面从她的脖颈开始，这一次几乎是一节节地烙着她的脊椎骨，年轻女人的反应很强烈。一直烙到她的尾骨。

然后再是第二个肩膀。整个背可以烙三排，我们也就那样烙了三排。

把她解开拖到刑床上，陈惠芹已经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用捆就那么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两条腿无力地垂挂在床边。首先是不能让她昏过去，于是找来山田给她注射了据说可以刺激神经的针剂。“再叫几个人来。”是我下的命令。于是又去拉来了几个人，二号室里挤着十二三个男人把陈惠芹围在中间，而那姑娘的女性器官刚刚已被从里到外地烫烂了。

我确实已经发誓要真实客观地写出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的年纪恐怕已经太大了。对于那个晚上的那两个小时，即使是试图回忆一下当时电灯光下她脸上的那种表情都已超出了我的心臓所能承受的限度。

不得不说的是：就在那两个小时的过程中间，为了让她“更敏锐地感受日本人的气概”，对她的体内至少又用过一次烙铁。

有两个家伙一开始就在小炉子上用一个铜锅煮辣椒酱。就是那种农民到处成串挂着的红辣椒，切成碎块放了小半锅，加些水在火上炖着。后来呛得大家都受不了，便把整个炉子拎到屋外去了。

大家结束之后把锅子端进来。小半锅红彤彤，烂糟糟的东西。对女人说：“那么久地工作过很疲劳吧，明天会化脓的。给你消消毒吧。”

于是拉开她的大腿，赤手把红色的辣椒酱一把一把地塞进去，用手指抹开。为了不让她用手干扰，把她的两手又反铐到身后去了。

其实陈惠琴根本无力干扰，她几乎连扭动身体躲避一下都办不到。她平静地躺在那里听任他们在下面胡闹，偶尔轻微地抽搐一两下，从喉咙深处发出几声短促的、象是晚上做恶梦的人那样的哼哼声。不过随着辣椒在体内产生了效果，她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起来。

“好了，身体里一定会觉得很温暖吧？”大家站起身来看着她，那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被人分开的腿慢慢地并拢，又努力着把一条腿抬起来搁到另一条腿上。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夹紧，再把身体向一边侧。

她一共试了三次才使自己侧卧过来。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以一种电影慢放般的迟缓速度完成的。她现在努力着曲起双腿把膝盖顶在自己的肚子上。

这样还是不行。她窄窄的鼻翼向外张开，胸脯上下起伏了半天才积聚起新的力量把两条腿在脚镣的限制内重新尽量地伸开，象被烫了舌头那样往嘴里吸冷气。这其实跟她烧灼的下身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嗫嚅着说：“渴，给点水——”

这提醒了我们。有人轻轻一捏就弄开了她的嘴，她睁大眼睛紧盯着那口还剩下一小半辣椒酱的小锅端到了自己的唇边，眼神就象是疯了一样。深红的浆汁倒得她满嘴满唇都是，覆盖住了她的鼻孔。她现在要想呼吸就得把这些东西吸进肺里去。

那几个晚上才被叫过来，没有参加前面刑讯的小子哈哈大笑起来，而一直跟着干了两天的宪兵们转身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去洗手。我认为他们的士气有问题，想叫住他们训斥几句，但是接着自己也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疲乏。留下两个宪兵，我把其他的人打发出了房间。

我满怀厌恶地盯着又咳又呛，在地上没完没了地翻过来折过去的陈惠芹。她的整张脸涨成了紫红色，舌头长长地拖在嘴外，直到现在她都没能好好地喘出过一口气。从她的胸腔里发出一声声哨子似的鸣叫，同时从嘴里和鼻孔里往外喷涌出杂乱的液体，她的脸上和乱糟糟的头发上已经层层叠叠地堆满了这种混合着暗红色小块的东西，分不出是血块还是辣椒碎片。然后又是一连串象是要把内脏全都吐出来似的咳嗽。

“这不是女人，是个夜叉”我愤怒地想。她这时看上去也确实象个女鬼。“没有人能这样坚持，”我的感觉不象是我正疯狂地折磨她，倒象是她被特地派来折磨我。她心里明明知道自己最终一定会供认一切，但是却如此顽固地坚持一分钟算一分钟。

本来是很好地获得上级赏识的机会，破获一个很隐蔽的敌人的情报组织。就这样让这个疯女人毁掉了。我便是这样愤怒地诅咒所有的人和事：该死的中国女人，该死的军车司机，该死的白左机关。

女人总算咳出了吸进气管里的大部分辣椒末。她在地下呜咽着，爬着，把身体翻了过去让自己的背脊朝上，象蠕虫那样一起一伏地扭动，沉默地在地上磨擦自己的肌肤。她是希望青砖地面上的凉气能够渗进小腹中去，减缓一点体内燃烧着的火焰吧。她的手一直被铐在身后，完全帮不上忙。

“给她弄弄。”两个倒霉的家伙情绪低落地为女犯洗脸，把她扶起来喝了点水，喝了点粥。甚至还要扶她去厕所。这些事从来都是让其它的囚犯干的，但是陈惠芹自从进了这间屋子之后还没有让她接触过一个中国人。

“把她挂到墙上去。”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干这个。他们把姑娘拉到墙边，把她铐在背后的双手用绳子绕在砖墙上固定着的一段铁管上。铁管的位置比人的膝盖略高一点。手被固定在这个高度上犯人站立起来两腿不能伸直，蹲下去脚跟碰不到地。

这是全世界的警察都会使用的方法之一。更严格一点的做法是把犯人的两脚也用绳子固定在墙角边。

这样可以避免他把脚往外移开一些放平，用背靠在墙上来支撑一部分体重。二号室墙脚边的另一根铁管正好可以起这个作用，于是把女人脚上锁着的脚镣铁链在铁管上缠绕了几圈抽紧。

陈惠芹本来就无力站直，那对被火烧坏的脚底一触及地面她就连脸色都变了。她顺着砖墙滑落下去，身体的重量落在前面几个折过来的足趾上，她并不是太响地哎喲了一声，身子却剧烈地抖动起来我走过去，把结实的军靴踩在她的趾头上，用力地左右碾压。抬起脚看看，象是被踩死的小虫那样扁扁的，每个趾头前面被挤出了一片血水。蜷缩在下面的姑娘勉强仰起脸来，眼睛里亮晶晶地蓄满了泪水。她的嘴唇颤动了半天，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我等了一会儿，开始猛力地跺她的另一只脚。

她可能是失去了知觉。“把她弄醒。”我冷漠地下令。“看着她，不准她睡着。”

陈惠芹被反剪双臂用她伤残的脚半蹲着度过了那一整夜。我不知道两个值夜的宪兵为了度过无聊的时光是如何折磨姑娘来开心的。但是我确实很想知道一个小时之后在她全身关节酸痛难忍，每一条肌肉无法抑制地激烈颤抖的时候在想些什么。我知道那时的感觉会是每一分钟都象度过了整整一天那么长，再加上她下体中火辣辣的烧灼——前面是完完全全没有尽头的忍受。难道那姑娘就一刻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没有再大的忍受能力继续看了，所以只上传到这里了，希望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记得我们民族所经受的苦难，记得你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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