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叹息的灵魂_母爱的阴影_都市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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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的阴影》第五章叹息的灵魂

第五章叹息的灵魂

夫妇，人之始也。

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

——明代学者李贽《夫妇论》

一.查尔斯的罪过

根据媒体报道：二○○五年四月，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在婚礼的祈祷赐福仪式上进行忏悔，承认他们过去犯的“罪过和不道德行为”，两人双双跪在大主教坎特伯雷面前，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在大主教的带领下，他们诵读的是英国国教一六六二年祈祷书中的一段最严厉的忏悔文：

“我们承认并悲悼我们犯下的多种罪过和邪恶，那些最令人忧伤的罪过，是通过思想、言语和行为犯下的，它们触犯了上帝的尊严，激起了众人的怒火。现在我们真诚地忏悔，真心地为所犯诸罪道歉。”

数百万英国电视观众都从电视上听到了查尔斯夫妇的忏悔。一名王室消息来源道：“进行忏悔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一名英国国教发言人道：“有许多种祈祷文的版本，但查尔斯选择了更古老、更有力量的版本。”

看到这条报道，我感触颇深。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婚姻观念无疑已非常的开放和宽容，查尔斯和卡米拉为平复众人的不满，尚要为各自对以往婚姻的不忠进行忏悔。我就想，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一九四六年，婚姻的观念肯定还比较传统和保守。当父亲抛下一儿一女一妻，与他的年轻表妹比翼双飞去之时或之后，他、他们俩，可曾有过丝毫的罪恶感，或有过些许的忏悔之意？

似乎没有，似乎也有过一点点。父亲编造“穷鬼”的谎言，就是心虚而又不肯认错的体现。

从四川回来，我没有把看望母亲和姐姐的事告诉父亲，他是不会关心她们的。

我去看奶奶时，捎去了母亲带给她的东西，一些四川的特产。奶奶问了母亲和姐姐的情况，叹息着：

“她也真是命苦哟，我没有亏待过她，我是不让她走的嘛！”

奶奶还是那句话。

奶奶心里似乎有很深的隐痛，她不愿意多说。

我知道自己已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

我一下子有了两个“家”，两个应当叫“妈妈”的人。北京的“妈妈”有名无实，四川的妈妈却有实而无奈。

无奈的是多年分隔，天各一方；儿不能母其母，母不能子其子。短暂的相聚固然可以了却多年的心愿，但失去的已然失去。不论对我还是对母亲来说，不幸已然铸成，破碎的家庭已然无法复原；从小没有得到过父爱的姐姐也是如此。即便我不顾及奶奶的感受，与有名无实的“家”决裂，结果又能如何呢，我不知道。

在这复杂的关系面前究竟何去何从，我犹豫不定。

后来许多事情的发展证明，我的犹豫是个错误。

二．天堂的颜色

父亲曾多次向我表白在我幼时几乎被肺炎夺命的那一刻他所起的作用：

“那个大夫是个留美的博士，他说这孩子不行了，扔了吧。我说求求你了，行行好，你一定要救他。大夫让我给你擦身子降温，我几天几夜没合眼。后来，你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在过去，父亲每说到此，我心里还有几分感动，这份感动或多或少能抵消一点对他的反感。但随着对他的了解愈来愈多，这份反感也就愈来愈强烈。

有一天，由一个本不相干的话头，他又开始了这番表白：

“无敌，你小时候那场肺炎得的厉害，那时候得肺炎死的孩子多了。大夫都说你不行了，扔了算了，我跟大夫说，求求你了，你救救他，我……”

“你真不如不救我。”我打断他的话。

我瞪着他：

“你救了我，可之后你干了什么？你遗弃了我八年！”

父亲一时语塞。

我转身而去，觉得胸中出了一口闷气。

我甚至开始怀疑他这番表白的真实性。

这段经历奶奶并不常挂在嘴头上，但也对我说过几回：

“你六个月大的时候，得肺炎发烧，先是抽，后来都背过气去了。乖乖，吓死人了，你鼻子那儿就还有一丝丝的热气；大夫说还有救，给你打进口的药；到后来，你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大夫说好了好了，活过来了。啊哟，那回你是拣条命嘛！”

起初我并没有注意这两种叙述之间的差异，只为自己的死而复生感到庆幸。现在看来，这里面很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首先，我得病的“背景”应是母亲带姐姐离开之后，因为在父亲和奶奶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她。这么说来，是恋上表妹的父亲把母亲先行打走，奶奶曾试图挽留母亲；而我就是在母亲离开后得的肺炎。

按奶奶从六个月把我带大的说法，以我的生日推算，我得肺炎是四六年的二月前后。冬春之交，正是此病多发的季节。

当我生命垂危，在鬼门关口游移之时，据父亲说，是大夫让把我扔了；而据奶奶说，大夫讲我还有救；那么到底是何人，要将昏迷不醒，尚有一口气的婴儿抛弃呢？

奶奶的叙述中没有提到我的父母。母亲是已带姐姐而去，那么父亲的作用呢？奶奶避而不谈，莫非有难以启齿的隐情？

再者，父亲不厌其烦地向我表白他当年的“救婴”之功，是想博得我的感激，还是想先入为主以隐瞒真相，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直到后来，我看了伊朗最著名的导演马基德&#8226;马基迪的电影《天堂的颜色》，才心有所悟。那是一个盲童与其父亲的故事，影片刚开始时，银幕上有这样一行字：

——你既看得见，又看不见。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在学校的门前，盲童穆罕默德焦急地等待父亲接他回家过暑假，门口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父亲迟迟才到。他哭着拉着父亲的手说：“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实际上，父亲真的不想要他了。丧偶的父亲准备迎娶新的妻子，一心想摆脱这个瞎儿子。

但这遭到穆罕默德奶奶的反对。奶奶不顾风雨交加，出去寻找被父亲私自送走当木匠学徒的穆罕默德，不幸染病去世。

倒霉的穆罕默德成了他父亲生活中的障碍。

父亲不得不接穆罕默德回家。在过森林中的小木桥时，穆罕默德掉进湍急的洪流中，看着在急流中上下沉浮的儿子，父亲如释重负，似乎得到了一种解脱。就在他眼睁睁地望着穆罕默德越冲越远的那一刻，父亲终于良心发现，跳入水中。当他们一起被冲到岸边时，儿子已奄奄一息，穆罕默德无力垂着的一只手动了一下，这只手终于触摸到了“天堂的颜色”，不幸的穆罕默德终于“看见”了人心灵中的天堂。

他的父亲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这个电影曾获得2000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

四六年那严寒的早春，我恰似那个小穆罕默德。

一个仅六个月的小生命在命运的急流中沉浮，与病魔做生死之搏。

彼时彼刻，想弃之不救的到底是那位医生，还是准备迎取新妇，视幼子为累赘的父亲？

而最终救我一命的是良心发现的父亲，还是作为家长的，心地善良的爷爷和奶奶？

我想把影片开始时的字幕改动一下：

——你既看不见，又看得见。

六十年前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既看不见，又看得见。

与穆罕默德不同，我看见的是人心灵中的地狱。

虽然我并不想看见。

三．身为人父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的女儿出生。我身为人父，担当起又一份责任。

我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五一”结婚的，妻子也是在密云工作的中学教师。婚礼在北京举办，老三掌勺，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招待了妻子的娘家人。为我们的结婚，北京的“妈妈”还不错，为我们做了两床被子，买了床单，还有枕头。

“妈妈”说：

“那线绨的被面可不好买了，我排了半天的队，累死了。”

早在几年前，“妈妈”就多次告诫过我：

“你自己要攒点钱，将来结婚要用的。”

为了把话进一步挑明，她还和爸爸一唱一和，对我进行“自力更生”的思想教育。

“妈妈”说：

“无敌，你晓得吗，我就佩服那种自立的人。一个人要靠自己的本事，不能靠父母。”

爸爸接着说：

“我就是不靠家庭，十几岁就出去闯的，你看现在不是什么都有了嘛！”

他们话里有话，生怕我结婚时会花他们一笔钱。“妈妈”在单位干的是会计，在钱的问题上精明得很。

其实他们真是多虑。

我再糊涂也不会指望他们。

奶奶也不止一次地跟我说：

“无敌呀，你要存点钱，每个月存一点，将来结婚是要花钱的，没钱怎么行嘛！”

我答应着：

“我是存钱的，结婚我也会省，花不了什么钱。你就放心吧！”

我无法和奶奶说，每个月交给家里钱后就留二十块的生活费，吃穿加上往返北京的开销已是十分的拮据。奶奶年事已高，我不能让她着急。

“妈妈”承担了在北京我结婚的开销，这其中还有奶奶给他们的二百块钱。

“妈妈”其实没花什么钱。

妹妹，即“老大”，已从插队的江苏农村返城，在南京的工厂上班，她寄来了一对枕套表示祝贺。

在密云插队的“老三”也一年前返回城里，在铁路部门工作，只有老四还在上学。

“妈妈”跟我说：

“老二和老三就不给你买什么礼物了，我们就一起代表了，好吧！”

老二和老三果真就什么也没有表示。

我还能说什么。

这是一个想在儿女心中培育冷漠和自私的母亲。

后来弟弟妹妹们结婚，我都有一份在当时看来不薄的一份礼。

“妈妈”也不再说什么让他们来“代表”我。即便说了，我也不会那样做。

礼者，理也。

为人父母，居然不懂人伦道理，这就难怪他们过去的所为了。

结婚后，“妈妈”对我说：

“以后你就不要给家里钱了。老二和老三也挣钱了，家里不那么紧了，你顾你自己吧。”我早注意到，“妈妈”并不向老二和老三要钱来“帮助家里”。她这样解释：

“老二收入少，开支大；老三说自己攒钱，将来结婚不要家里的。”

我们的新家安在“密云师范学校”的教师宿舍，床和办公桌是学校的，我们自己买了一张圆桌和两把电镀的折叠椅。当时流行的还是“暖壶文化”，朋友和同事送给我们的铁皮暖壶就有七八个。

为庆贺我们，妈妈和姐姐从南方寄来了两床被面和一对枕套，都是丝绣的，图案精美，做工也好，我们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用。

女儿是出生在“北京友谊医院”，接生的护士说：

“这孩子生出来干干净净的，以后起名带个洁字吧！”

爸爸说：“叫常红吧，那多有意义！”

我们听从护士的建议，给她起名为常洁。

四．教书和自学

老的“密云一中”一分为二，分出一所堪称当时密云的“高等学府”——“密云师范学校”。“文革”期间，高等师范院校没有毕业生，造成中学师资尤其是远郊区的中学师资紧缺，本应培养小学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到后来不得不同时担负起培养中学教师的任务。虽不敢称“系”而称“班”，即“语文班”、“数学班”、“物理班”、“化学班”，但都是面向中学，俨然是大学的架势。

我就教“化学班”的专业课，工作上的担子可想而知。

其实学校里还另有大学毕业、科班出身的化学教师，让我这个“农校”的化学底子，根本没上过大学的人来教“化学班”，我也没想到。

我干工作一是“下气力”，二是“卖力气”，可能让校长看重的就是这两点。

首先，我是肯下气力自学。

我自知底子薄，从工作开始就没有间断过自学。爱看书的人大抵自学能力比较强，我的自学经验是“多读书即能获甚解”；即同时读多个不同版本的高等教育的化学教材和有关读物，互相参照。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版本有详有略，有深有浅，引用的资料也各有特色，可以互为释疑。尤其像医药化工类院校的化学基础课教材，其中有许多结合其专业的有趣内容，在教学中偶尔拈来，学生很爱听。

再有就是不惜力气，能吃苦。

我一个人，既当化学班的班主任又教课，专业课每天四到五节，最多时一天六节，还要准备实验。每天是从早忙到晚，时常是晚上十一二点还在实验室。更为麻烦的是，化学班为适应将来的教学，学生的实验特别多，上面分发下来的那点有限的仪器和药品根本不够用；而学校后勤的人一听那些复杂的仪器和药品的名字就头疼，只有自己去采购。玻璃仪器还好说，到北京灯市口就能买；药品就不行，有些是危险品，要到永定门外三台山仓库提货。三台山仓库的人原则性特强，你要是坐公交车去，任你好说歹说也不给货，因为有规定，怕出危险。学校又没办法派车，只好自己骑车提货。我通常是周末骑自行车四个半小时到北京，周日午后提上几大瓶盐酸硫酸之类，捆在车后骑回密云。

有一次五点多钟骑车路过顺义县城，想打打尖歇歇脚，在一个饭馆前找到一个存车处，我跟存车的大妈说帮我看一下车，别让人碰倒了，这里面有硫酸。不说还好，这一说那大妈死活不管，非让我马上把车推走。我一溜小跑到旁边的小店买了瓶汽水，回来上车继续骑。到密云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下车时两腿发软，差点摔倒。这还得益于农校的锻炼，否则还真坚持不下来。

这一切都是自觉做的，那时可没有什么奖金补贴之类。

要说为什么，说实在的，怕的是误人子弟。

一位年长的教师曾在办公室讲过这样的古代笑话：

有一个强盗生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死后来到阎王殿，判官大笔一挥，打入十八层地狱！那强盗到了十八层地狱，捶胸顿足，十分地懊悔：

“哎呀呀，我何时才得翻身！”

正懊恼时，听得下面有动静，一个声音道：

“上面是哪位弟兄？想必是新来的？”

那强盗问：

“你是谁，你在哪儿？”

那个声音道：

“我在你下面，十九层地狱便是。”

“怎么还有十九层地狱？”那强盗好生奇怪。

“不瞒老兄，原来是十八层，只因我罪大恶极，阎王才又开了一层。”

“那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是教书的。”

“那你有何罪过？”那强盗不解。

那教书的答道：

“唉！我是误人子弟呀！”

这是一个让当教师的人听了笑不起来的笑话。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哪个教师未曾有过失误？又哪个教师未曾有过遗憾？

一名好教师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尽心尽力而已。

五．永远的愧疚

奶奶已是八十高龄，身体渐渐地虚弱。爸爸和大伯家因赡养奶奶引起的矛盾也逐步升级。爸爸当面指斥伯母为“**”，使两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我提议，要不我在密云县城租间房，把奶奶接过去住。爸爸想了想说：“我和你大伯商量商量。”过些日子他说和大伯讲了，可能是怕人议论吧，大伯不同意。

奶奶夹在两家之间，很是为难。有时不打招呼，大伯家说要出差，一辆三轮就把奶奶送来；而这边也照此办理，到时候一辆三轮把奶奶送走，不容商量。

我不知怎么好，每次看望奶奶，都感觉到她的伤心和无奈。有一回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在床底下摸摸索索找了一会儿，摸出一只很老旧的银灰色的金属碗，递到我手里：

“无敌，这是你小时候喂饭的碗，你拿去，留好了，别弄丢了。”

我小时用过的碗，奶奶还细心保留着！我有些意外。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只铝制的，老辈人称之为“钢精”的碗。和现在的铝制品不同，那碗壁很厚，质地粗糙，也有些分量；四周凸凹不平，是跌落多次的记录。

我摸着这只碗，感慨万千。就是它，陪伴我度过了“无父无母”的幼儿时光。

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碗，它记录着奶奶对我的恩情。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刚下课，传达室的人叫我：

“常老师，你的长途！”

那时接长途电话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爸爸在那边带着哭腔说：

“无敌，你敬爱的奶奶昨天夜里不幸去世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做好革命工作，不辜负她老人家的希望……”

我仿佛受到了一击，脑子一下子成为空白，再也听不清爸爸那边念报一样的悼词，只感觉他那边还在不停地说；我忘了当时自己说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放下电话，失神地走回宿舍，趴在床上失声痛哭！

奶奶离我而去了，这怎么可能！我以为奶奶会长命百岁地活下去，我还有许多事没来得及做，我要有房子，我要接奶奶过来，我要好好孝敬她，我要好好报答她！可现在，一切都晚了！我都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

我请假回京，见到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奶奶病重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爸爸没有回答。

“妈妈”抢过话来：

“我是说告诉你的，你爸爸说怕影响你工作，才没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他们是故意如此。

据爸爸说，奶奶是在大伯家病重的；大伯住院割痔疮，伯母出差，等他得到消息去看奶奶时，奶奶已说不出话，送到医院抢救了两天，终因心力衰竭而不治。我对他讲的话将信将疑。奶奶虽身体虚弱，并无大病，何至于“说不出话”，而且走得如此突然？

第二天，我随爸爸去八宝山取骨灰盒。我把奶奶的骨灰盒紧紧抱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想到这就是我能为奶奶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心如刀绞。

到了骨灰堂，把骨灰盒放好。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跪在奶奶的遗像前放声痛哭。

如果没有奶奶给我的爱，我这一生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爱。奶奶的娘家在农村，奶奶是心地善良的农民的女儿。没有念过书，却知道做人的道理；虽有人不与为善，却总是与人为善。在内心卑劣的人看来，奶奶的宽容是一种软弱；其实这种宽容包含着不屑与之为伍的高贵和自尊。

奶奶姓吉，讳秀英。户口本上的名字叫常吉氏，终年八十一岁。

菩萨一样慈悲的奶奶，愿您的在天之灵安详！

我回想起奶奶交给我那只碗的情景，她一定是有了某种预感，要留给我一个永远的记念。

而我心中留下的却是永远的愧疚。

六．叹息的灵魂

女儿满月后即带回密云，白天托放在附近的老乡家，早送晚接。妻子在县城东的“新农村中学”，我在城西的“师范学校”，相隔有**里地。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我提出和“新农村中学”的化学老师互调，得到领导的批准；“家”也搬到了“新农村中学”的校园里。

我们体会到既工作又要带孩子的辛苦。几个月大时夜里折腾你睡不好觉，等会爬会走了又一会儿也离不开人。俗话说“养儿才知父母恩”，我是养儿更知当年的哺育之恩，更想念奶奶，也更感爸爸当年的薄情。

外公已瘫痪多年，渐渐地消瘦和苍老。我能做的，是每次回京时给他理发和剪胡子。在“密云一中”时每班都有一把推子，师生之间相互理发是常事，我也是那时学会的理发。我感觉到，理发时把他扶到椅子上已是越来越吃力，他讲的话也越来越让人听不懂，有一回他跟我说：

“无敌，我在南京有个狐狸袍子，你给我拿回来…”

一会儿又说：

“我南京的屋里头还摆着个观音菩萨，大的不得了，不晓得还有没有了，你给我打听打听…”

他确实是有几分糊涂了。

八○年的春天，外公在睡梦中安详而去。

我从密云赶回来时，外公已经火化，骨灰盒已接回家里。南京的舅舅来电报，让把外公的骨灰送回南京安葬在祖坟。

爸爸和“妈妈”说单位工作脱不开，去不了。

我觉得应当为外公做点什么，恰好新农村中学有春假；我提出来送外公回南京，我也想回阔别多年的老家看看。

我带着用布包裹好的骨灰盒登上去南京的火车，同行的还有外婆，舅舅要接她回南京住。临上火车时，“妈妈”递给我二十块钱，说是路上用。

火车是中午开，第二天下午到。在车上，我照顾年迈的外婆吃饭，给她打水，扶她上厕所，虽然我并不喜欢她，还是尽到了晚辈对长辈的责任。外婆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别的一句话不说，没有一点笑容；我以为她还在伤心，也没有在意。

南京到了。我扶外婆下了火车，来接我们的舅舅忙上前搀扶问候，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外婆竟然对舅舅说：

“无敌身上有我二十块钱，你替我要过来。”

我大出意外，怎么成了我身上有她的钱？我跟舅舅说：

“那是上车时‘妈妈’给我路上用的。”

舅舅靠近我小声说：

“我知道，你别管了。”

“无敌身上有我二十块钱，你替我要过来。”——这就是外婆说我的最后一句话。如此不讲情义，我实为不解。

有句话叫“人心换人心”，看来并非十分的对；或就如曾文正公所说：“君子愈让，小人愈妄。”

舅舅和舅妈已由山东调回南京的“江宁县”教书，也住在学校宿舍。但南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显然比北京要好得多，舅舅的家很宽敞，是上下二层的小楼。与舅妈及表妹们见过面后，舅舅把我安置在一间客房。晚饭后我回到房间，刚坐下没一会儿，舅舅抱着骨灰盒走了进来：

“无敌，小孩子看这个有点怕。你带来的，还放在你的屋里。明天就拿走了，你看行吧？”

“行，那就放这儿。”我没多想什么。

“那你休息吧。”舅舅把骨灰盒放下就走了。

我靠在床上打盹，火车上没有睡好，脑子昏沉沉的。

“唉……！”

忽然，我听到一声长叹，似乎近在咫尺，声音是那么的熟悉。

是外公的声音！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看看四周，心砰砰直跳。

那声音没有了。

是我的错觉？是梦境？还是…

我是教自然科学的，一向以唯物主义者自居，不信鬼神。刚工作时，“密云一中”后面就是坟地，我一个人也敢在晚上走。可刚才分明是亲耳所听，让我吃惊不小。

我坐在那儿，看着外公的骨灰盒发呆。

过了一会儿，我不禁嘲笑自己。

外公是宅心仁厚的人，与他的妻子女儿完全不同。我千里迢迢送外公回故土，外公若有灵，也当保佑我才是，难道会害我不成！

想到这里，我躺回床上，安然入睡。

次日，我和大舅及小舅两家人一道，将外公的骨灰安葬。

完成主要任务之后，我想回自己的“故居”看看。

我自己乘车，到了“太平路”，找到了“文昌巷”；我在巷子里转来转去，凭记忆，就是找不到我小时的家，一切全变了。

我回去对舅舅一说，舅舅很热情：

“不要紧，明天我带你去找！”

第二天，舅舅把我带回了“文昌巷”的故居。

站在院子门口，眼前的一切已面目全非。我记忆中的大院子没有了，院子里挤满了搭建起来的小房，只留有一米多宽的过道。

小楼还在，一楼有我住过的房间；楼上是爷爷的屋子，房门威严地关着，我仿佛感到爷爷还在楼上。可是奶奶呢？我目光茫然。

“你们找谁？”

一个住户走了出来，警惕的问。

我像是一下子从梦中惊醒。

“不找谁，看看。”舅舅回答。

那人用狐疑的目光盯着我们，不肯走。

看来在此怀旧已不太适宜，我们只好离去。

回去后心里放不下，我跟舅舅说自己出去转转，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向一个住户打听，这里有没有姓常的人家；他说有，给我指了一家。我敲门进去，屋里是一位老太太。我告诉她，我是从北京来的常家的亲戚，她很意外，也很高兴，问我是哪个房的。我说了爷爷的名字，她笑着说：

“晓得，晓得呦！这是我的一个堂哥嘛。他是你什么人呀？”

“是我爷爷。”

“哦，那按辈分，你应当叫我姑奶奶哩！”

我连忙叫了一声姑奶奶，老太太高兴地答应着。

原来还真是个亲戚，据她说，奶奶搬到北京后，就是他们家帮助照看这所院子和代收房租。

我又说了父亲的名字，她也记得，并记得爷爷有两个儿子，他是老二；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当年老二离婚的事。

“晓得，晓得，闹得厉害呦！后来，他老婆带个女娃儿走了，他跟吕家的一个姑娘——也是常家的亲戚嘛，也走了。吕家的人气死了，她爹要登报。”

她忽然想到什么，问：

“你是哪个呀？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

“我是无敌。”

“哦，你就是无敌呀，晓得！晓得！老听得他们无敌无敌的叫。唉，过去的事了，我也说不清了嘛。”她不愿再说下去了。

我于是转开话题，当问到小时一起玩耍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一个女孩子时，她说：

“论辈分那是你的姑姑！她不在南京，在外地工作呢。”

我吃了一惊，我一直以为她是我的一个堂妹。

老人家记忆力奇强，不过也没有给我更多的信息。我先前已知道父亲和他表妹的结合曾遭到双方家庭一致的反对，父亲和外公的几次争吵中就翻过这本老帐，看来他们对这段历史都耿耿于怀。我能理解外公，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观念，那反对几乎是必然的。

我不明白老人家说的“她爹要登报”是什么意思。“她爹”，即外公，反应之激烈可以想象。外公毕业于“南京辅仁大学”，受聘在一所小学校当校长。爱女与有妇有女有子之夫如此，定觉斯文扫地，“登报”之说想必是气极时要付诸极端的措施，未必实行，因为实行起来也没有意义。

外婆对我的嫉恨，也是由女儿的不伦之恋而起。她把心中的不满，完全发泄到年幼的我身上；几十年之后也未能稍有消除，可见当年的积怨之深。

同样的事因，在外公，其结果是对我的同情；在外婆，其结果是对我的嫉恨；这是人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奶奶和父亲，外公和“妈妈”之间也很明显。同因不同果，同果不同因，固然常见；但如此强烈的反差，却让人感到困惑。

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时期，“出身”是很重要的，其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的“家庭影响”；照此推理，一家人的行为品行应大体上一致才对，可事实上，却有大量的反证。

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人类灵魂的车夫赶着两匹马，一匹马是高尚的，而另一匹却是卑劣的。汉代思想家杨雄也有类似的说法：“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按这种观点，人之善恶在于对灵魂的驾驭和对人性的修养。

然而据观察，育婴室内的新生儿就表现各异：有的爱笑，有的爱哭，有的沉静，有的烦躁，有的敏感，有的迟钝；这是他们内分泌系统的差异造成的。这能否预示他们将来的性格和行为？进一步说，这能否解释有些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善行与恶行？

这次走访，使我进一步确认了影响我命运的那次婚变。

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前后，二十五岁的父亲打走了我的生母，抛下年幼的女儿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带着刚刚高中毕业才十九岁的表妹，不顾两个“封建家庭”的反对，坚决离家出奔。

这真是一段佳话。

在北京，我曾看见父亲拍着桌子向外公大叫：

“当初你反对我们，现在不是还得投靠我？为什么不找你自己儿子去？你儿子不养你吗！”

外公坐在那里无言，我真为外公难过。

明代学者李贽在《夫妇论》中道：

“夫妇，人之始也。”“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

这“封建”的理论其实不无道理。

当然，从另一角度说，有这样“二三其德”的男人为夫为父，不是幸事。就这一点而言，母亲和姐姐并没有失去什么。

我一整天在南京到处游走，想找回幼时的回忆。

公园里澄清见底的湖水没有了，街旁挑担卖螃蟹的小贩没有了，我家附近那可撵鸭子的池塘也没有了，只有乡音还那么亲切。

有几个老婆婆在街边用地道的南京话神态安详地聊天，我站在一旁听呆了。意识朦胧之中，我似乎听到奶奶的声音，我贪婪地听着，如痴如醉，眼泪夺眶而出。

我想念奶奶。

奶奶去世之后，我多次在梦中见到过奶奶；多次梦中醒来，泪流满面。或许是出于对儿子的失望，奶奶在我身上倾注了她全部的心血。

南京有一种泡炒米的小吃。是把米炒得焦黄，吃时用开水一冲，加上点糖，又香又甜，是我小时最爱吃的一道美食。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我要吃泡炒米，奶奶给我冲了一碗，我看着嫌少，闹着不要；奶奶不说什么，端起碗自己吃了。我心疼不已，抱着奶奶的腿大哭，奶奶又给我冲了一碗，和先前的一样多。

从那以后，我长了记性；懂得了知足，不敢再贪心。

家里的院子种有花生，花生刚收下来我就要剥开吃，奶奶制止道：

“生花生不能吃，吃了耳朵要聋的！”

我不敢再动，后来到上初中时我还记得这条戒律，下乡劳动不敢吃生花生；同学们直笑话我，但我仍坚信奶奶的话是对的。

小时，衣服上的扣子跑掉了，奶奶就把我叫过去；那时南方的床上都铺有稻草垫子，奶奶从垫子里抽出一根稻草棍儿让我衔在嘴里，然后才给我钉纽扣；说是在穿着的衣服上动针线有忌讳，会和别人有口角，衔根稻草就没事了。

奶奶似乎预见到我未来的独立生活，每到家里吃炖鸡时，都把“针线包”（鸡心）挑出来给我吃，说吃了会做针线。我吃了数不清的“针线包”，算是为后来的住校生活做了早期的“心理训练”。

在南京，过年（春节）有很多的规矩，奶奶嘱咐我要“文静”点，不许乱跑乱说话，要像个大人似的，奶奶还领着我到一间大房子里去磕头。那好像是常家的宗庙，烧着很多的香，摆着很多的点心，上面供的是祖宗牌位还是画像我记不清了。许多不认识的大人们先磕头，大人走后是小孩磕，磕完了就可以分吃供盘里的点心，所以分吃点心的这一节最开心，也记忆最深。当然，还能在此时认识一些同龄的小朋友。

奶奶是在一个有人情味的家庭长大的，她的“解放脚”就是证明。奶奶出生在清朝末年，女子还时兴裹小脚，那是件很残忍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在洗脚时，一面抚弄已经变了形的脚掌和脚趾，一面对我和女佣叙说当年裹脚的经历，我听着心里都直发紧：

“阿唷，疼死了…，毒毒地疼呦！睡不着觉，脚一着地就钻心的疼，疼出一身的汗。我整天的哭嘛，我爹妈心疼我，就给我把脚放了…”

我想，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爱心和勇气是做不到的。

奶奶把上一辈的慈爱传递了下来，但是，她的善良竟然没有打动自己的儿子。

当年外公家风波骤起之时，也是爷爷家纠纷难解之日。最后爸爸决绝而去，一定让奶奶伤心不已。

八一年，爸爸退休。因为有四六年与表妹的“北上”之举，是四九年之前参加的“革命”；按政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遗憾”的是，他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入党夙愿仍未实现。尽管有“革命资历”，有“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的资本；除了“割资产阶级尾巴”（交房产）的革命行动之外，据说在单位还“奋不顾身”地救过一次火（毫发未伤）；可是，党支部的领导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哪一拨儿领导也没有把他接纳入党。

爸爸不灰心，退休后仍然参加单位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的活动，一次不落。为了不落后于形势，他在家订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不但自己读，还时不时对家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有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节目，爸爸忽然感慨道：

“你看看！你看看！资产阶级有多么的腐朽！”，

我和弟弟们不知怎么回事。爸爸指着他手里的“参考消息”说：

“这报上讲，日本人发明了一种电视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就可以换电视频道。”

我们还是听不明白。

“你想想看，站起来到电视机前换一个节目，这样的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做，你说这资本主义社会有多么腐朽！它不解决劳动人民的问题，它简直…”

他看别人没有反应，一个人仍在那里感慨不已。

这并不妨碍他日后坐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使用电视遥控器。

南京传来外婆的死讯。“妈妈”不说话，爸爸大惊小怪地说：

“在咱们这儿还好好的嘛，一定是心情不好，一定是心情不好！”

据说外婆和儿媳有些合不来。不过依我看，即便如此，也怪不得别人。

七．失衡的母爱

谈到母爱，人们都为其“无私”的牺牲精神所感动。

有一个民间故事，把这种精神推到了极致：

从前，有一位母亲，他长大成人的儿子遇上了一个妖女，被妖女的美貌迷住了。

她的儿子对妖女说：

“我会满足你的所有愿望！”

妖女说：

“我要你母亲的心。”

儿子毫不犹豫地杀了母亲，挖出母亲的心，向妖女的住处跑去。

路上，儿子因慌忙而摔倒。这时，母亲那颗还在跳动的心说话了：

“孩子，你摔痛了没有？”

若是为母如此，还真是应得应报。

这样的“牺牲精神”，比中国古代宣扬自虐的二十四孝还有悖人性。

有人说“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称之为人。而动物性与人性的转化，就只隔着“理性”这薄薄的一层“纸”。

比如饮水，仅渴而求饮为动物性。

知何为可饮，何为不可饮，讲究如何饮，乃人性。

比如求偶，遇异性而求媾为动物性。

知何为可求，何为不可求，讲究如何求，乃人性。

比如爱子，只知舔犊护子为动物性。

知何为爱之，何为害之，能通情达理乃人性。

《诗经&#8226;曹风》中有一篇“鳲鸠”，以动物性喻人性：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仪一兮，

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其大意是：

桑树上的布谷鸟，养有七子啊，

待之如一，不偏不倚啊，

始终不渝，淑人君子啊。

这三千年前的诗歌，多么富有人情味！

可是，为人父母者都能做到有德如“鳲鳩”吗？

俗话说“有后妈就有后爹”。“后妈”能使父爱扭曲，而它的反作用是母爱自身的扭曲。

从这一点上说，我的弟弟妹妹和我一样的不幸；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是在人性扭曲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如果他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则是双重的不幸。

妹妹（老大）已在南京结婚，妹夫是同厂的工人。为了筹备老二老三乃至老四的婚事，爸爸开始频频出入京城的各个换房机构，不断地用以近换远，以好换次，以小换大的方式换房；靠坚持不懈和精于算计，最终将房子由一处倒腾为两处，两处倒腾为三处（不说是三套，是其中有和别人合居的单元套间）。

老二虽在农场工作，爱读书，为人直率，与“只知言报（纸）而不知其它”的爸爸常有观点之争，为此不甚得父母的欢心。

八三年，老二和老三先后成家。老二的对象还是我介绍的，小学教师，“密云师范”毕业，是我教过的学生。但父母给老三一间大房子，给老二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房，合住在一个单元；为以后的妯娌不和埋下了祸根。

随后的几年，妯娌间由争吵到动手，战争不断升级；最后老三动手打了嫂子，老二虽未动手，兄弟之间，也已然反目。

父母仍不知反省自己的做法，爸爸所能做的还是继续换房。房子又换了，老二和老三分开来住。但老二的夫妻感情已产生裂痕，我以大哥和媒人的身份几次劝解，也未能奏效，最终离异。有个女儿，判归女方。

对于这一段纠葛，我不打算细说。

弟弟们是受害者，弟妹和无辜的小侄女难道就不是？

其实父母也是他们自身的受害者，但他们觉悟不到。

“妈妈”有一回忿忿地说：

“老二讲，是我们毁了他一辈子，有这么讲话的吗！”

这么讲是有失偏颇，但为什么亲生儿子能讲出这番话，他们不愿做进一步的思考。

所以，一些最简单的道理，有的人就是虚活百年，也与之格格不入。

明朝思想家吕坤说：“家长，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欢爱而敬重之，次则使人有所严惮，故曰严君。下则使人慢，下则使人凌，最下则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乱者；使人凌，未有不败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呜呼，齐家岂小故哉！”

吕坤把家长分为五等：使子女敬重者为上，使敬畏者次之。然后是使子女怠慢者，使子女欺凌者，使子女仇恨者。在单方面强调子女“孝道”的时代，吕坤能提出“尊长自修”，指出家长的修养是齐家的根本之道，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我与母亲和姐姐保持通信联系，过年过节也寄一些钱表表心意。有了孩子后日子过得比较紧，孩子的花消就占了我们收入的大部分。妻子娘家的家境也属一般，岳母是家庭妇女，岳父是北京某厂的干部。女儿出生的那年夏天，岳父怕外孙女身上长痱子，给我们买了一台落地扇，这在当时算是“高档电器”，我们俩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才一百块钱出头，根本买不起。

我回北京也有了两个“家”，或到朝阳区的父母家，或去丰台区的岳父岳母家，但去丰台的时候多。

平心而论，父母对我的女儿虽不甚关心也大面儿上过得去。过年过节，给孩子买件衣服，给点压岁钱。我们回北京，当然也不会空手。一时间礼尚往来，倒也还融洽，起码在外人看来如此。

有一年过“十一”，学校发了一只包装好的烤鸭。五岁多的女儿闹着要吃，我哄她说：

“这鸭子大，咱们吃不了，回北京到奶奶家再吃，好吗？”

女儿听话地答应了。

回到北京，我们带来的东西被收到一边，没人再提起，我也差不多忘了。第二天，女儿拉着我的手小声说：

“爸爸，我要吃烤鸭。”原来她还惦记着。

我想起了对女儿的承诺，对“妈妈”说：

“咱们把那只烤鸭吃了吧，小洁想吃烤鸭，我答应她的。”

“妈妈”把脸一扬，气哼哼地说：

“这怎么吃呀？吃烤鸭要有小饼，要有甜面酱，还要有葱，现在哪有啊？”

我不知道吃烤鸭还有那么多的讲究，长这么大还真没吃过烤鸭，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