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天变

回到家中，张良小心的打开黄石老人留下的包裹。。内中并无竹简，只有丝帛一卷。张良拿出帛书，轻轻放到几上，小心地解开系带，但见卷口写着四个圆润浑厚的大篆——“太公兵法”。张良一惊，难道是辅佐周文武的姜子牙流传下来的兵书战策？这可是无价之宝啊。张良的心惊喜地狂跳着，用颤抖的手指继续展开帛书。

映入眼帘的是一笔开张宽博,浑厚雄健、笔势纵长的籀篆。“此书切勿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如所传非人，则必受天谴，祸殃天下！”张良面容一肃，定了定心神，仔细地看了下去。

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名为《素书》，下卷名为《三略》。张良疑惑起来，俄而释然。看来此书并非是真正的《太公兵法》，姜尚的兵法著述又名《六韬》。张良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素书》》分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安礼六章，共一百三十二句。虽只一千三百六十字，但字字珠玑，处处微言大义，不仅论治国安邦，也阐述修身处世，为人之道。每一句箴言都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读来如醍醐灌顶、豁然顿悟。张良孜孜不倦地读着，浑然忘了时间。直到张乡进屋提醒吃晚饭，才发现，室内已是一片昏黄了。张良粗粗吃了点晚饭，回到屋内，点上油灯，继续着他的甘之若饴……

《三略》共分上略、中略、下略三卷。其书博大精深，集法、墨、道、儒、阴阳诸家之精华。《三略》认为，战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给社会政治秩序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不能随意发动战争。即要慎战。“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即使是进行战争，也必须以“恬淡”处之，尽量减少战争对人力物力的破坏，将战争的破坏性减至最低，否则就是“失道”。

另一方面，《三略》又强调义战。战争毕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自行消灭的，所以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运用战争的手段，法天道，兴义师，以“诛暴讨乱”，“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在《三略》看来，这种“以义诛不义”的正义战争，是合乎天道的，因而一定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义战必胜的关键，在于义战是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的，而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因此《三略》强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定要修明政治，争取民心，为战争创造坚实的政治前提：“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要积极在经济上创造战胜的条件，在《三略》看来，只有民富才有国富，只能国富才能战胜：“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因此统治者一定要实行恤民、富民政策，“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造就“国富而家娭”的理想局面，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从事军事行动，这样才会战无不胜。

战争中，《三略》强调“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三略》的因敌转化除了有孙子的灵活用兵、避实击虚的思想之外，还有因势利导、转化刚柔、后发制人的思想在其中。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顺”、“导”等手段，促成敌我整体力量的转化，完成敌我强弱的易势，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在《三略》看来，这是“其胜可全”的大略。要想做到“因敌转化”，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因而《三略》十分强调对对手情况的把握：“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而不可盲目兴师，在敌我力量尚未易势之前即轻举妄动。那么，如何观察、分析、判断敌人的强弱虚实呢？《三略》认为，关键是看其经济状况：“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在这种情况下，兴师出兵发动进攻，肯定会顺利达到战略目标：“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三略》明确提出了“释远而谋近”的国家防御原则。所谓“释远”，就是避免从事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战争；所谓“谋近”，就是要内修政理，安守本土。“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

《三略》对将帅的素质十分重视，强调以“将为国命”为核心的选将用将原则。“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将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军队的安危、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存亡，所以将帅必须具备能“清”（清廉）、能“静”（沉静）、能“平”（公平）、能“整”（严肃）、能“受谏”（接受劝谏）、能“听讼”（明断是非）、能“纳人”（容纳人才）、能“采言”（博采众言）、能“知国俗”（知各国风俗）、能“图山川”（通山川形势）、能“表险难”（明险关要隘）、能“制军权”（把握三军形势）这“十二能”；避免“拒谏”（不听下属意见）、“策不从”（不采谋士良策）、“善恶同”（善恶不分）、“专己”（一意孤行）、“自伐”（自我炫耀）、“信谗”（听信谗言）、“贪财”（贪图钱财）、“内顾”（贪恋女色）这“八患”；不能有“将谋泄”（将帅谋划泄露）、“外窥内”（奸细窥得内情）、“财入营”（不义之财进入军营）这“三失”；并且要时刻注意“无虑”（谋浅虑短）、“无勇”（怯懦贪生）、“妄动”（轻举妄动）、“迁怒”（迁怒于人）这“四诫”。《三略》认为，一个将帅只有具备了“十二能”，避免“八患”、“三失”，克服“四诫”，才是合格的将帅，才可以委以重任。

“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在《三略》看来，优秀的将帅的必须是集军事家与政治家于一体的大战略家，这样的将帅，才是最高层次的将帅。在将帅的选拔上，《三略》主张要贯彻任人惟贤的原则：“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同”，“所任贤，则敌国震”。

在将帅的使用上，《三略》强调的“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强调的是“出军行师，将在自专”，强调将帅具有专断指挥之权对于行军作战的重要性，认为“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在治军上，《三略》的基本思想是，以“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为治军的基本目标，以恩威并用、赏罚必信为治军的基本原则。《三略》认为，治军的基本起点，是将帅必须身先士卒，推惠施恩：“良军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只有这样，才能以一将之力，争取千万士卒的拥戴与效命：“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推惠施恩，士力日新”。与此同时，将帅又必须严明法令，赏罚必信，树立起无可替代的权威：“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只有这样，才能“其兵为天下雄”。

通览之后，张良掩卷太息“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无出其右，当真是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啊！”

自此之后，张良潜心下来，研读此书。结合《军谶》与《军势》，彼此印证，张良对此书的理解越来越透彻，对于黄石老人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张乡则往来于仓海君与下邳之间。仓海君的身体每况愈下，然而还是像以前一样广交天下豪杰，张良与朱武博浪一击的事迹也在反秦义士间悄悄流传着。偶尔也有来访之人，张良总是诚心待之，与来客纵论天下大势的变化，待机而动。

一日半夜，张良刚刚吹熄油灯，准备入侵，忽听得院中一阵犬吠。有人！张良拿起宝剑，披衣起身，也不点灯，借着淡淡月光来到门前，掀开一缝细看。院中看家犬向着大门狂吠不止。张良放轻脚步，拔出宝剑缓缓向前。张乡也携剑出门，张良向他做了噤声的手势，二人一起来到门前，侧耳细听，门外并无嘈杂声息。张乡刚想到门缝细看，却被张良一把拽住，指了指院边一部木梯。张乡会意，搭上梯子爬上去探头望了一番，急急而下。悄声说道：“门外躺卧一人，不知死活，并无他人。”张良点了点头，示意张乡拉开门栓，持剑出门，走到那人身边，用剑鞘拨动一下，那人稍稍动了一下，发出微弱的声音。张乡将那人搬过身来，只见此人一身污渍不堪如同乞丐，衣上隐隐有些血迹。头发蓬乱，脸色苍白，一双三角眼微微睁开，眼神昏暗；干裂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一丝声音。张乡将此人扶进屋里，张良四周细细探查一番，见无异状，遂进屋查看。张乡从瓯中倾出一碗热水，缓缓灌入此人口中。过了一会，见此人能发出细微的声音，张良俯身下去，却听不清此人说些什么，只是从其腹中传来阵阵肠鸣，此人应是饿到如此，张良让张乡去端些吃食。俄顷，张乡端了稀粥进来。榻上饿客眼中一阵发亮，饿得急了确是无力坐起。张良将此人扶了起来，靠墙而坐，端过粥碗，喂起此人。仿佛饿鬼投胎般，粥碗刚到其口边，此人一头伸了过来，嘴唇颤抖着，含住碗边，只听得“稀溜溜”一阵响声。张良怕其呛到，控制着碗的倾斜角度，慢慢将这碗粥喂了下去，又盛了一碗，喂了下去……饿客喝了足足六大碗粥，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咕咚”一声顺墙倒了下去。张良一惊，伸手探其鼻息，耳边却传来一阵鼾声。“也不做谢，吃饱就睡，此人莫不是个疯子？”张乡看着此人恨道。

“想来此人似是长途跋涉，累饿之至，才至如此。乡弟不要抱怨，此人应无大碍，休息一晚我们再谈问一番，休息去吧。”张良看着饿客嘴角留下的一道涎水，笑道。

一觉醒来，饿客仍是未醒。天已大亮，张良吃过早饭，回屋边读书边等饿客醒来。直到日落西山，饿客才睁眼醒来。看张良在身前坐着，急忙爬起，拜倒在地，口中道：“多谢恩公活命之恩”。张良将其扶起，笑着问道：“足下何人？因何流落到此？”

那人理了理破烂不堪的衣裳，拱手道：“在下姓项名缠，字伯。父名项燕……”

“莫不是故楚之名将项燕？”张良惊道。

“正是家父。在下惭愧，自家父与大哥项超殉国后，我与二兄项梁携大哥遗子项藉逃至吴中。吴中啬夫见我家中薄有田产，巧设税务，盘剥我等。在下一怒之下，杀了狗官，一路奔逃。闻听下邳张良义薄云天，在下就投奔而来，不想却饿到此处。如不是恩公搭救，在下已是饿殍一个了。”说着，又起身作揖。“在下身为逃犯，不便打扰，救命之恩，容后再报。望恩公能告知在下，那张良住在何处？”

张良呵呵一笑，道：“那张良何德何能？让足下如此推崇。如投奔非人，足下岂不身临险境了嘛。”

项伯脸色一冷，说道：“足下为何辱及张公子？我虽不才，但张良大名如雷贯耳，身为故韩相国公子，毁家破财，一心刺秦复国，博浪一击惊天动地，此等俊杰，当为我辈之伦首。恩公虽救我一命，然道不同不相于谋，告辞！”说罢，拱手转身就要出去，却与端着食物的张乡撞到一起。

张乡却是乐不可支，当着项伯去路，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足下还往哪去？张良就在此处。”

项伯一愣，转身细细看着张良，忽然双膝一跪，再次拜倒在地：“缠鲁莽，有眼无珠不识英雄。恩公果如传言，貌相英秀，古道高义。请受在下一拜。”

张良矮身扶起项伯，道：“项兄莫怪小弟试探足下，你我兄弟都是暴秦大索漏网之鱼啊。兄长若不嫌弃，就在寒舍住下，也好早晚请教。”

项伯点了点头，眼中泛着泪花。

自此，项伯住下，在张良的机智安排下，躲过了秦吏几次搜查，风声渐消后，项伯返回了吴中。张良的任侠高义名声传扬，渐渐地身边也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之人。

天下，看似大一统，实则暗流涌动。

公元前217年(秦始皇三十年)，方士卢生得仙人箴言：“亡秦者，胡也。”，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屯兵塞上，准备北击匈奴。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同时下令，每年征发民夫四十余万，修筑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籍着天险，设制要塞，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

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三十一年)，秦始皇更名腊月为嘉平，大赐黔首，使黔首自实田，即令百姓自己申报土地。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

得知此消息，张良只是淡淡一笑，往昔的激动已经化为一片冲虚淡泊。《太公兵法》的熏陶使他深深知道，嬴政与秦还未到灭亡之时。“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积水成渊，一泻千里。嬴政作孽还不够啊。”张良叹道。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在黄河之滨，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蒙恬率领的军队以锐不可当的破竹之势，在黄河上游（今宁夏和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区），击败匈奴各部大军，迫使匈奴望风而逃，远去大漠以北七百里。战后筑马邑城池，置马邑等10县，始皇重设九原郡并东巡到达蓟城。蒙恬仅一战就将彪悍勇猛的匈奴重创，使其溃不成军，四处狼奔。匈奴几十年不敢进汉地。

“蒙恬身上完全具备良将的‘十二能’，只是不知其政略如何？如起事，此人倒是最大的绊脚石了。”张良皱眉想到。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始皇下令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犯人，典押给富人做奴隶、主家又给其娶了妻子的人，以及商贩，去夺取南部的陆梁地区，并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把受贬谪的人派去防守。西北继续斥遂匈奴，设三十四县。派将军蒙恬渡过黄河去夺取高阙、阳山、北假一带的地方，筑起堡垒以驱逐戎狄。

经过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后，秦的疆域空前辽阔，东达大海，西至临洮，“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张良虽恨嬴政入骨，但对其丰功伟业，亦不得不叹服。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发五十万罪徒戌五岭。秦始皇在咸阳宫摆设酒宴，七十位博士上前献酒并颂祝寿辞。齐人淳于越认为，凡事应师法古人才能长久。而丞相李斯则反对取法夏、商、周三代，认为“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出自陛下一人，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他请求始皇下令禁止私人办学,并“让史官把不是秦国的典籍全部焚毁。除博士官署所掌管的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都送到地方官那里去一起烧掉。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处以城旦之刑四年，发配边疆，白天防寇，夜晚筑城。所不取缔的，是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秦始皇于是下诏焚毁各类典籍。

张良家中所藏书简都被张乡主动交了上去，没有一丝可惜，因为他知道，书中所述，皆已牢牢印在张良脑中。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下令建造阿房宫与骊山皇陵及“直道”。各地征集的民夫与押解官员源源不断来到了咸阳。泗水亭长刘季，也押解民夫来到咸阳。正遇始皇出行，刘邦挤在观瞻行列中，但见旗幡招展，长戈如林。兵士身着黑衣，披着黑甲，**清一色的乌骓马，随着鼓声整齐的走在街上。那整齐划一的马蹄声仿佛敲击在人心上，一股肃杀之气迎面扑来。队伍中间一杆墨色大纛，上书一个一人高的“秦”字。大旗之下，装饰得富丽堂皇的车中端坐一人。身着玄衣纁裳，头戴通天冠。面容庄重，目光灼灼之下，众人皆顺眉低首。深受震撼的小小亭长刘邦暗发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平日很得秦始皇的信任的方士卢生和侯生，背后与一些儒生议论指责嬴政凶残好杀并弃官逃跑。秦始皇非常生气，便把咸阳几百名儒生都抓起来拷打、盘问并全部活埋。公子扶苏替他们求情，反而被秦始皇大骂了一顿，被斥至上郡监军。

坑杀了咸阳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后，秦始皇设计令地方官员，访求有名的儒生，送到京城为郎官，得七百儒生。因为骊山马谷地下有温泉，所以四季如春。秦始皇密令心腹，先在谷内种瓜果。入冬，有人报马谷中硕果累累。始皇就派所有儒生去马谷查看。到了马谷一看，果然有瓜果。正在议论时，就听一声爆响，石下如雨。瞬间，这七百多儒生就被砸死在马谷。

消息传来，张良为那些儒生感到可惜之际，也隐隐觉得：民怨聚集的天下，终于快要变了！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三十六年)：太史报曰荧惑守心，后有陨石坠落于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陨石上有“始皇帝死而地分”字样。秦始皇得知，急派御史追查，竟无人承认。遂下令将陨石周围居民全数捕杀，并烧毁刻字陨石。秦始皇犹闷闷不乐，令博士作《仙真人诗》，散发到巡视过的郡县，又传令乐工谱曲歌唱，以镇不祥。同年秋，始皇使者夜过华阴平舒（今陕西华阴西北）道，有人持璧拦路，对使者说：“今年祖龙死”说完，置璧而去。使者捧璧具报始皇。秦始皇遂问卜，卦得“游徙吉”。于是迁移三万户人家于北河榆中（今陕西榆林），以应卜辞；又拜爵一级，以添祥和气氛。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第五次东游，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一月，行至云梦（今湖北长江南北一带），南望九嶷山（今湖南蓝山南境）遥祭虞舜冢。浮江而下，经丹阳（今江苏江宁陶吴镇乐）、钱塘（今浙江杭州），渡浙江（今钱塘江），登会稽山，祭大禹，望南海（今杭州湾），立石刻词颂秦德。

由此北归，经由吴中（今江苏苏州），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北）渡长江，至海上，北往琅邪（今山东胶南南）。在琅邪梦与海神战，自持连弩等候海中巨鱼出将射之。又从琅邪动身支，北经荣成山（今山东荣成成山角），达于之罘（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果见海中巨鱼，弯弓射杀一鱼，以示威雄。然后西还，由之罘至平原津（今山东德州南）而病。

经过吴中，项梁与侄儿项籍在人群中看到了始皇君临天下的赫赫威仪。项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项藉既是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与前文发出“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汉高祖刘邦的感叹何其相似！

七月，秦始皇病重，移驻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宫颐养。病势愈益严重，又讳言死，随行群臣莫敢言死事。秦始皇勉强支撑自为玺书，赐公子扶苏，要扶苏立即赶回咸阳主持治丧葬礼（《史记·李斯列传》作：“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玺书已封，存中车府令赵高行符歪事署所，未及授使者递送，秦始皇已死于沙丘平台。

丞相李斯恐生变乱，乃秘不发丧。灵柩停置于辒辌车（有窗牖的灵车）中，日常所奉膳食与百官奏事如故。除李斯之外，唯有胡亥、赵高与近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已死。赵高生而隐宫（指行阉术），为宦者，深得秦始皇宠信，又通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始皇曾使其教胡亥决狱，赵高遂与胡亥深相结交。一度犯法，蒙毅（蒙恬弟）依律断其死罪，后为始皇赦免。赵高以此与蒙氏有隙。

始皇死后，赵高乘机与胡亥、李斯密谋，擅自破启密封玺书，篡改始皇诏令，另立胡亥为太子，而赐扶苏与蒙恬死。扶苏见到篡改的招书后自杀。蒙恬疑有诈，不肯死，被捕下狱，后亦被迫服毒死。于是发运灵车，经井陉（今河北井陉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时值盛暑，灵车臭，胡亥等令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驰入直道，回到咸阳发丧，胡亥袭位，是为二世皇帝。

天下，终于开始大变！

附一：关于书法：

帛书

长沙子弹库出土楚国帛书是一件珍贵文物,此物于1946年（也有说1942年或1934年者）被盗掘卖至美国,据说现藏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出帛书的墓于1973年正式发掘,证明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晚期。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描述了帛书的文字和书法状况帛书文字共分三篇,两篇写在帛的中部,有次序相反的两段长文,分述春夏秋冬四季另一篇环列于帛的四周,共分12段,分述12月“月忌”。郭沫若先生说“在这里想提醒人们重视的不是文书的内容,而是抄录这些文书的字体,……字体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有别。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它们和简书、陶文等比较接近,是所谓民间的‘俗书’。但历史昭示我们它们是富于生命力的,它们将促进贵族化了的文字走下舞台,并取而代之”。

篆书之大小篆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因其为籀所作，故世称“籀文”。“籀文”乃据古文而作，是在古文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故其与古文或同或异。今其文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之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其疆域广而国事多，文书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杂，不便应用；加之，原有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书不同文，写法各异，亦亟待统一。乃命臣工创新体文字。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就大篆省改、简化而成。小篆又名玉筋篆，取其具有笔致遒健之意而名之。

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附二：黄石公著作

黄石公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神学和天文地理知识也相当丰富。他著的书有《内记敌法》、《三略》三卷，《三奇法》一卷，《五垒图》一卷，《阴谋行军秘法》一卷，《黄石公记》三卷，《略注》三卷，《秘经》三卷，《兵书》三卷，《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神光辅星秘诀》、《兵法》一卷，《三监图》一卷，《兵法统要》三卷、《备气三元经》二卷，还有《地镜八宅法》、《素书》等作品。

史传授予张良的《太公兵法》即为《素书》，但是否如此已不可考。作者在这里把黄石老人两部名作设计为都授予张良，以便为下文发展服务。

《史记》记载黄石公授给张良的兵书，名为《太公兵法》，而不是《三略》。太公，指周初开国功臣姜尚，习称姜太公。姜尚是一个极富谋略的军事家，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所谓的《太公兵法》，当是后人假托姜尚的名义而撰成的兵书，包括流传至今的《六韬》等。《隋书》说黄石公授给张良的是《三略》，《史记》说是《太公兵法》。这里显然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显然，其中的关键是《三略》与《太公兵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唐李问对》的作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三略》与《六韬》一样，同属于《太公兵法》：“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宋代施子美在《三略讲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六韬》、《三略》，本《太公兵法》，而谓之《黄石公三略》者，按前汉张子房受书之事，老人指谷城山下黄石以为己，而其所授之书，乃《太公兵法》。后世因而谓之《黄石公三略》，亦如《诗》本夫子所删也，后世谓之《毛诗》，以其出于毛苌之所训也。《黄石公三略》，其此意欤？”将《三略》视为是《太公兵法》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史记》记载与《隋书·经籍志》的歧异。但新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同为黄石公所授的《太公兵法》，《三略》被后世冠上了《黄石公三略》之称，而《六韬》却没有人称《黄石公六韬》呢？明代刘寅在《三略直解》中提出了一个假设：《三略》属于《太公兵法》，但《三略》可能经过了黄石公的推演，所以被后世冠以《黄石公三略》的名称。张居正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认为，黄石公所推演的，主要是《下略》：“《三略》，本太公书，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其言本道德而不用阴谋诡计。《上略》所引皆曰《军谶》，《中略》皆曰《军势》，《下略》独无所引，而自言也。”

附三：《素书》原文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伦之序。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明重于后代。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绝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损恶，所以让过。贬酒阙jé色，所以无污；避嫌远疑，所以不误。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俭谦约，所以自守；深计远虑，所以不穷。亲仁友直，所以扶颠；近恕笃dǔ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瘅dàn恶斥谗，所以止乱；推古验今，所以不惑；先揆后度，所以应卒cù。设变致权，所以解结；括囊顺会，所以无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终。

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乐莫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明莫明于体物，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愿，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短莫短于苟得，幽莫幽于贪鄙，孤莫孤于自恃，危莫危于任疑，败莫败于多私。”

以明示下者暗àn，有过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ào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

貌合心离者孤，亲谗远忠者亡。近色远贤者惛hūn，女谒yè公行者乱，私人以官者浮。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

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废。以过弃功者损，群下外异者沦，既用不任者疏。行赏吝色者沮，多许少与者怨，既迎而拒者乖。

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念旧而弃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为人择官者乱，失其所强者弱。决策于不仁者险，阴计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战士贫游士富者衰。货赂公行者昧。

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暴。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浊。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

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豫定谋。福在积善，祸在积恶。饥在贱农，寒在惰织。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来，贫在弃时。

上无常操，下多疑心；轻上生罪，侮下无亲。近臣不重，远臣轻之。

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无正友，曲上无直下。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

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山峭者崩，泽满者溢。

弃玉抱石者盲，羊质虎皮者柔。衣不举领者倒，走不视地者颠。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山将崩者，下先隳hī；国将衰者，民先弊。根枯枝朽，民困国残。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见已生者，慎将生；恶其迹者，须避之。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

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

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忌，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规，同巧相胜，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

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

如此理身、理家、理国可也。

附四：野心家的话

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公元前212年(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嫌咸阳人口多，宫殿小，大兴土木，在首都咸阳南郊修建阿房宫。下令各地大规模征调帝国各地民工，到咸阳地区服徭役做工。泗水亭长刘季，始皇帝三十五年派上了到咸阳修建阿房宫的徭役，为期一年。此年当是刘邦看到始皇威仪赫赫，发出“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慨叹

彼可取而代之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依据始皇帝巡游路线，项羽说这句话当是秦始皇第五次巡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