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凡所在的班级共有25人，席科勒尔是仅次于杨禹凡的，年龄第二小的学生。．他今年16岁，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所以小小年纪就考入了波恩大学。

如果说杨禹凡的聪明是来自于前世的知识，那么席科勒尔的聪明可是实打实的天分了。这小子别人说上句，他就能猜到下句要说什么，智商少说也有150。

因为杨禹凡和席科勒尔年龄相仿，所以被分到同一件寝室。波恩大学的条件比波茨坦儿童团要好些，宿舍是两人共用一间。

朝夕相处加上脾气相投，短短几个月时间，让这两个小家伙建立起兄弟般的感情——杨禹凡打心眼里喜欢这个聪明而又善良的“睡在上铺的兄弟”。

席科勒尔出生于柏林的金融世家，其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二百年前“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时期。

1683年，一名年轻的纺织技师从遥远的斯特拉斯堡来到柏林。他是胡格诺派的新教徒，因为那道著名的枫丹白露敕令他和他的教友们再也无法在法国生活了。于是，他们一道迁徙到普鲁士境内以获得勃兰登堡选侯的保护。

移居柏林后，这位年轻的纺织技师和众多教友一起定居在菩提树广场的法国教堂附近。起初他依靠手艺在朋友的纺织工厂里工作，三年后他开设了属于自己的纺织工厂，并迎娶了柏林近郊一个破产小贵族的女儿，开始了家族的繁衍。得到的的的的

这个人便是席科勒尔家族的祖先。在他之后，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席科勒尔的爷爷这辈时终于拥有了可观的财富。

席科勒尔的爷爷老席科勒尔是个绝顶聪明而又不甘平庸的人，他意识到通过开设工厂只能赚取有限的财富，而且必须承担巨大的市场风险。于是在1799年，他卖掉了工厂和他的兄弟一起开设了一家从事棉花和农产品贸易的商号，名字叫做施普利特伯格和道姆商号（来自兄弟俩法文教名）。

农产品贸易需要大量的资本，为了解决自有资本不足的问题，五年后他们又开设了一家银行，家族的飞黄腾达、大富大贵就从这里开始。

老席科勒尔本人虽然不是贵族，但却依靠家族的财富和个人的才干娶到一位伯爵的女儿。由此他得以熟悉普鲁士上层社会的生活，并有幸结识了普鲁士的王室金库大臣（这个职位在宫廷的地位高于首相而排名第一，即使俾斯麦在位时这个规则依然有效）。

1806年10月，发生了普鲁士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战役——耶拿会战。拿破仑皇帝的军队以势如破竹之势在一天之内击败了普鲁士的两只主力军团。两周之后，法军开进柏林，普鲁士到了亡国的边缘。

战前，老席科勒尔出于商人的敏锐嗅觉囤积了大批粮食。耶拿会战之后，普鲁士采用坚壁清野和游击战相结合的办法，令法军后勤难以为继。

为了准备和俄国人的最后决战，法**需司出高价征集粮食，普鲁士人的粮食或者被法军打秋风打去了，或者被粮商们高价收买囤积起来，更何况兵荒马乱的地主家里也没有太多余粮啊。

老席科勒尔看准形势，通过贿赂皇帝的副官遂以法裔承包商的身份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为法军筹措了1万担面粉、3万蒲式耳燕麦和10万蒲式耳干草。交易的价格是平时的两倍，老席科勒尔也因此赚取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大约300万法郎。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那老席科勒尔只能算一个精明到极点的商人——但终归是一个商人而已。接下来，他所作出的决定将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商人的理**易判断。他以家族的全部财富外加银行的一半存款为赌注，进行了一场赌博，这次赌博为他带来终生的名誉外加普鲁士王室的深深感激。

1807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皇帝在提尔西特附近涅曼河的一只船上会晤，会后双方签署了提尔西特和约。提尔西特和约虽然使普鲁士免于亡国，但却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国家的公共财产几乎损失殆尽（普鲁士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公共财产的利润而非税收，所以普鲁士更像是一个大型国企，国王是老板，贵族是管理层）。

更要命的是，按照和约规定，普鲁士要向法国赔款3750万塔勒（约1.4亿法郎），如不支付赔款，法军将永远占领普鲁士。

普鲁士已经穷的叮当响了，藏在柏林施潘道塔楼顶上的战争储备金早已花光，王室金库和财政部金库也已经见底，而3750万塔勒折合约600万英镑，或者20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普鲁士两年半的财政收入，在那个时代无疑是一笔巨款了。

为了早日筹措到这笔款项，普鲁士内阁决定发行公债。事实上，在所有募集资金的方法中，发行公债是成本最低，综合效益最好的办法了。但发行公债需要借助银行家的专业渠道，而这些犹太银行家们越是到战乱的时候，越能展露其奸商本色。

以柏林门德尔松和法兰克福贝特曼家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们表示愿意承接这次发行，但条件十分苛刻，他们所要求的折价率是40%。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公债发行了100万塔勒，那么实际得到的只有60万塔勒

负责公债发行的财政部长罗瑟伯爵是个脾气死硬的老容克。他不能忍受40%的极端折价率，在他看来20%的折让才是公平。

于是，罗瑟在回绝了来自银行家的高额贿赂后，毅然决定由财政部自行发行公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以后的一百年里，普鲁士曾多次自行发行公债。

自行发行公债自然可以省下一笔佣金，老罗瑟的忠于职守也固然值得嘉奖，但在丧失传统金融渠道的情况下，发行的效果可想而之。最终，公债发行两个月后，政府仅仅募集到1500万塔勒的现款，比3750万的总数还差的远。不过，公债折价率是20%，仅次一项比通过银行发行节省了至少300万塔勒，如果算上佣金还会更多。

虽然远远没有凑够3750万的全部款项，但这也很出乎银行家们预料了。在他们看来，在一穷二白、人心惶惶的普鲁士能发行500万塔勒已经是顶天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每逢最艰难的时刻总会发生奇迹。创造这次奇迹的不再是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大王，而是全体普鲁士人民。400万虽然贫困但却质朴而坚韧的普鲁士人靠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对政府和王室的信任砸锅卖铁买下1500万塔勒的公债，这已经是他们能够承受的极限了。

发行公债的办法用完之后，普鲁士政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依靠银行贷款来继续筹集款项。

这次出面的是王室金库大臣索斯盖特侯爵。索斯盖特侯通过多方联络，在得到王室授权的情况下，以王室财产为抵押从泛德意志地区的犹太银行团获得2000万塔勒的贷款。这些银行几乎涵盖了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大型犹太人银行，不仅包括柏林的本纳克银行、门德尔松银行，还包括了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财团、贝特曼兄弟银行和贡塔尔特银行。

至此，距离赔款总数就差250万塔勒了，但事情越到最后往往越难办。为了获得犹太银行团2000万塔勒的授信额度，王室已经把所有不动产全部抵押出去，事实上这些财产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值3000多万塔勒。

老本都拼完了，可钱还是没凑够。要知道法军每多驻扎一天，人民就多受一天的劫掠和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王室金库大臣尝试从教会银行那里得到帮助，但教会银行的财产已经被拿破仑皇帝没收的所剩无几，根本帮不上忙。

最后他想到了老席科勒尔。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王室金库大臣专程屈尊来到施普利特伯格和道姆银行进行拜会，在说明来意后。老席科勒尔仅仅考虑了一下，便郑重地说道：“我愿意借款给您。”

当普鲁士终于还清《提尔西特合约》规定的赔款时，老席科勒尔已经身无分文了，不过他手里多了一张签有金库大臣名字并盖有国王印章的借条。

借条表明，普鲁士王室向施普利特伯格和道姆银行借款250万塔勒，以王室专款做保，分期8年还清，年息10%。

和犹太银行团的贷款相比，老席科勒尔给予王室的借款无疑有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单纯从投资角度考虑甚至还不如买公债划算。犹太银行团的贷款是以不动产和艺术品为抵押的，即使普鲁士亡国了，他们依然可以按照合同得到这些抵押物品，甚至可以大赚一笔。而老席科勒尔的借款则大大不同，普鲁士王室固然有王室专款，但这个国家如果不存在了，哪里还会有什么专款呢？

在当时，普鲁士是德意志诸邦中硕果仅存的保持独立的一个邦，虽然有俄国作为后盾，虽然法俄达成了同盟，虽然合约已经签署，但这些都是不稳定的，夹在两个大国中的小国，有时候哪怕一次外交失误都可能导致亡国。

对于满目疮痍的国家，风雨飘摇的王室，老席科勒尔心知肚明。但老席科勒尔以非凡的勇气向普鲁士王室伸出了援助之手。

很多人认为这是生活在德国的胡格诺派新教徒为了报答200年前勃兰登堡选侯的收容之恩所做的义举。但只有老席科勒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首先是一个商人，他敢于作出这样的决定来源于他相信“普鲁士不会亡国”这一最基本的判断。

其时，普鲁士的复兴已然开始。1807年战败后由施泰因——哈登贝格发起的政治改革，洪堡和萨维尼的教育改革，以及沙恩霍斯特——格耐森诺发起的军事改革像一股春风，吹拂着普鲁士这个残破的国家，抚慰着战争的创伤，慢慢地积蓄着力量。

然而老席科勒尔并不是穿越者，他也没觉得这些改革有什么伟大的意义。他之所以相信普鲁士不会亡国完全靠一个基督新教徒的直觉。

他相信，上帝不会抛弃这个国家，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他的军队在罗斯巴赫和吕岑所建立的光荣已经深深刻在每一个国民的心中。由此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绝非武力可以征服的。

数年后，随着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节节胜利，老席科勒尔非凡的勇气和敏锐的判断力终于获得了回报。

他几乎得到了那个年代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因为对王国的巨大贡献，他被国王封为终身伯爵，并获得全普鲁士贵族的尊敬。之后的许多年里，老席科勒尔的施普利特伯格和道姆商号和银行成为了普鲁士宫廷的商业代理人，并负责打理一部分王室存款。

不过随着老席科勒尔的逝世，他的外甥兼养子阿道夫继承了施普利特伯格和道姆商号和银行。

阿道夫虽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但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他没有觉察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忽视了关税改革之后德意志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他对土地和林场的执着使得施普利特伯格和道姆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显得十分低下。

于是，老席科勒尔创下的产业不可避免的衰落下去。1850年代开始，施普利特伯格和道姆银行不仅落后于柏林几家古老的犹太人银行，也开始落后于新兴的布雷施劳德以及奥彭海姆的家族银行。

大概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优秀的商人，阿道夫便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可他的长子阿瑟却比他更不上道，年纪轻轻便立志要成为一名军官。幸好，阿道夫夫人在1857年又生下一个儿子。

当小席科勒尔出生时，阿道夫殷切地为这个小儿子取名席科勒尔，希望他能继承祖父的商业天分，以使施普利特伯格和道姆商号和银行重现昔日的辉煌。

“这就是你们家族的故事？你的祖父真是太了不起了，简直创造一个商业奇迹。”杨禹凡在听完小席科勒尔的述说后不无赞叹的说道。

“是啊，可惜那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我的哥哥本来被父亲寄予厚望，可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条顿武士的血液，注定要成为一名军人。现在就只剩下我了，虽然从小到大一直得到老师们的赞赏，但做生意不是教出来的，鬼知道上这个大学有没有用。”席科勒尔有些无奈的说道。

“放心吧，多读书总是有用的。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会做生意吗？”杨禹凡道。

“他们足够的精明和狡诈，也足够的守信用。”席科勒尔自信的说道。

“恩，这是一方面原因。我曾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犹太人在很小的时候，他的妈妈会把蜂蜜撒到书本上，让小家伙去舔，好让他们从小就知道知识是甜蜜的。所以我觉得，犹太人的精明和他们大多数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听你这么说，我倒对上学有点信心了。”

“去年法兰克福的各种股票疯狂的上涨，你们家的银行没跟着粘点光吗？”

“要说一点好处没有那是不可能，但你也知道，我父亲把大部分资本用来投资庄园和林场。这些资产虽然也升值，但幅度很小很小。法兰克福股票上涨的唯一好处就是我们通过打理客户的投资获得了较多的佣金收入而已。相对于庞大的银行和商号资产，这点收益实在算不得什么。”

“投资林场和庄园虽然收益不多，但风险也较小。别看现在股票和债券长上了天，没准哪天就会跌下来。”

“自从战争胜利以来，几乎每天都在上涨，我可不觉得经济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大企业的股票会下跌。”

“现在股票上涨是由于外界资金的推动造成的，你去看看那些企业吧，虽然上游的工业企业订单充足，但下游的产品却销售不畅，更要命的是通货膨胀使我们的企业成本增加，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工业品会加速涌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会持续增长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泡沫迟早都将破灭。”

“呵呵，但至少现在不会，我们获得了4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听教授说，除了14亿用于帝国的集体开支外，剩下的26亿马克全分给了各联邦成员国。26亿马克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啊，足以支撑帝国二十年的繁荣。”席科勒尔洋洋得意的说道。

听了席科勒尔的话，杨禹凡没有吱声，他知道距离1873年的全德经济危机已经不远了。犹太银行家的剪刀已经备好，这一次在普法战争中获胜的德国却要成为那些金融大鳄刀下的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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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战争后，普鲁士获得了4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帝国的集体开支，主要是建立伤残者基金、战争储备金、修筑要塞、在阿尔萨斯修建军用铁路和建造国会大厦。剩下的26亿马克按照军事上的贡献分给了联邦各成员国，各国把这笔飞来的横财多用于偿还以前的债务，于是这笔钱又回流到资本市场，从而大大刺激了金融投机活动。40亿马克折合50亿法郎或者2亿英镑，相当于甲午战争赔款的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