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到，市政府办公室对于我这样刚上班普通得像小草般的工作人员如此的厚爱。{手.打/吧 Shouda8.Com首发}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沉浸在一种浓浓的感恩之中。第二天天刚麻花亮，我就起床退掉了房卡，在市民广场一角露天的小吃摊点上喝了一碗稀粥就立刻到市政府大楼上班了。

整座大楼一片静谧，像沉静在梦乡里的婴儿。我沿着回字形的走廊向政策研究处走去，迎面不想又碰到了我的顶头上司陈良主任。

这次，我忙上前主动问好，并对办公室的如此高规格的安排表示着内心的谢意。

陈良主任听后笑了笑说：“晚上休息还习惯吧？”

我连连点头：“这是我住过的唯一一次最高规格的酒店了，还能不习惯？”

陈良主任边走边意味深长地说：“市政府办公室不同于其他单位，各项工作要用心，特别是要有悟性才是。”

我心里微微一震，工作上的事情用心应该说是必须的，怎么还要靠“悟”，而不靠规章制度来执行呢？

而这“悟”字，直到我从政多年之后，在一次又一次的跌跌撞撞的官宦之途中，我才参悟到其中的真正玄机。那就是作为秘书，首先要“悟”领导内心个人的隐秘需求，而不是工作需求。这样做事才有方向，才能符合领导的口味。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投其所好，谋其私欲而已。在“悟”领导的内心需求之后，并且帮助他实现这一需求，那领导肯定视你为心腹，放心用你，喜欢用你，乃至提拔重用你。这“悟”的结果当然很美，那便是“从少数人中选人，从身边人中选人”。

我一直将陈良主任送到他的主任室的门口才转回到政策研究处来。开窗通风，清扫地面后从内间王浩处长的书架上找出一本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刚出版的经济学专著《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坐到办公桌旁看了起来。

等我看完了整整五十页，时针指向十点的时候，王浩处长才轻轻地推门进来。

而我的“通风――清扫――读书”与他接下来的“进入”所构成的“三加一”上班模式，一直作为一个固定的程序保存到我一年后离开政策研究处为止。

他一进来总是和我闲聊一会，我也很乐意在这时间段与他唠唠嗑，既可以消除读书后的疲劳，又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外面或者单位内部的新鲜信息。

与他闲聊的结果，我逐渐明了政策研究处在整个办公室系统中的地位，竟然是所有处室的最为末端的位置。原来名称的光艳夺目并不等同于它的实用价值，“华而不实”来作为政策研究处的专用招牌或许更为恰当。从服务的职能上看，综合一处服务于市长，处长比局长还牛。综合二处服务常务副市长，谁见到他们都笑脸相迎。综合三处、四处五处服务于其他三位副市长……而政策研究处大而化之地服务于市政府的整个领导集体，当然不可能在领导者的重点考虑范围。特别是在提拔上，已经多年没有了政策研究处的份儿，哪个领导不推荐直接为自己服务、立下汗马功劳的处室呢？

人的幸福感是相比产生的一个完全主观的概念。他的牢骚、不满，乃至消极怠工，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心态。我知道，即使政策研究处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属于最差的一个，但是它毕竟是属于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常规机构，对于我这样一个无意于官途的人来说，宽松而良好的学习与工作环境再好不过了，我自认为是市府一派忙忙碌碌之中的别一洞天福地，非功利的目标带给我的幸福感无疑是舒心和畅快的。

我的这种自我优良的感觉在三个月后的一天差点完全丧失掉。

那天正是临近春节时分，老家邻居李大爷的儿子李小明东找西找找到了我，说自己租了一辆卡车到平湖市的塔山水库拉些鱼回去卖，不想被这里的交警给扣住了，让我帮助他说情一下。

我有些为难地说：“李大哥，我很少与外界接触。交警这一块我真的不熟悉，真的不好打招呼。”

李小明一脸的不信，说：“你在市政府办，谁个不听你的呀，你打个电话保证管用，就看你愿意不愿意打的了。”

我只好当着他的面，找到市交巡警中队将电话打了过去，通报完姓名和单位后，对方嘟哝了一句：“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市政府办有你这个人”，就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当时，我羞愧得想一头钻到地底下去才好。

李小明有些鄙夷而遗憾地看着我，我心里也自责起来：帧子潺，你在市政府里怎么混得这么差呀，连公安局都没有一个熟人！

我想这件事关乎我在老家的良好形象和地位，如果这件事办不好的话，让李小明在老家一咋呼，那我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就算我自己拿钱，也要把这件事情办好。

我只好带着他找秘书处的姚文男，先请他出面试试，毕竟他整天跟政府的各个部门打交道，熟识的人多。我简略地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姚文男又安慰了李小明几句，就给市交巡警中队打去了电话，这次接电话的人十分客气地解释了为什么要扣车的一系列原因之后，接着表态道立刻让李小明过去领车。

我如释重负地将李小明送到大门口，李小明一副教导的口吻说：“小桢，在官场上混，要混就混出像姚处这样子来，一个电话就能将事情摆平。”

我真的没有想到李小明竟然将我的未来目标看成了现在的姚文男，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只有苦笑着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