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据说是韩国人写的，我在此就事论事，发表对此文的看法。

该文有些事情说得在理，也有些说法纯属误导，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三国写手，不得不阐明看法。

一、人名

人之有名，就是为了给人叫的。否则取来干什么？古人有字，但在很多情况下直呼其名是许可的。

1）上级下命令时。比如要委任某人担任某职，不呼其名，难道还要称他的姓再加上原来的职务吗？皇帝如果给手下人下命令，不能直呼其名？笑话！就算喊一声“来人！”，他都得过来！

2）部队点名时，“XX”“有！”，不必加什么“先生大人”的称呼吧？

3）第三者平淡叙述时。对于人名怎样称呼，只与叙述气氛和目的有关，就好比日语和韩语当中的敬语一样。难道日韩语叙事之时始终采用敬语吗？不是吧！

4）特殊需要的场合：比如大诗人李白：“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里一个是至圣先师，一个是要好朋友，都直呼其名。还有王献之：“十年写了八缸水，只有一点像羲之。”有谁说他大逆不道吗？还有陈亮：“我颂李白手屡拍。”显然是赞颂之辞，仍呼其名。

5）著作中：孙膑：《擒庞涓》

6）子非鱼，安知鱼之自在？我们都不是古人，古时候没有录音机，谁知道古人的口语是怎样的？

7）其实，现代官场之上也是同样，一般见面称职务，特定场合直呼其名。比如周恩来一般称**为“润之”，但“**思想”不会称为“毛润之思想”吧？

8）三国里面有很多人物只知其名不知其字，如果不是呼名的场合多于呼字，就该只知其字不知其名才对。

二、礼仪

文中介绍的古礼没错，但不是一成不变的。与人的目的有关。老人让张良提鞋，就很失礼，张良没在乎。刘邦洗脚见客，就很失礼，客人自称高阳酒徒，更失礼，结果事情还是办成了。

应该指出，汉代前期的礼仪是不多的。刘邦这个人，我看比“黄巾战士”好不到哪儿去。他为什么有张良肖何韩信？人家愿意投他，不在乎他的简慢少礼。人的目的是重要的。

人的性格各有不同，对待事物也不一样。司马朗的客人为什么直呼其父之字？就是因为当时这样称呼也很普遍，只是司马朗这个特殊人物不能忍受。不然，那个客人早就处处碰壁，轮不到进司马朗家了。可见三国时期，一定有一种通俗的口语，而说官话令很多人不习惯，否则那有这种失误？

我不相信躲在深山里的典韦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还不是照样能被曹操收录？

三、招贤纳士

招贤纳士自然要养得起才行。但刘备有好几次落难，不可能还带着万贯家财吧。投奔就一定要带七大姑八大姨？那么徐庶至孝，怎么没把母亲带上？诸葛亮一家子怎么会分投好几个地方（按理应该由诸葛瑾把他们全带到吴才对）。

四、军事实力

什么时候兵多，什么时候兵少，那是不一定的。要看人口和经济条件。文章所说赤壁之战两家实力对比不确切。文革时期评法反儒的时候，全国的历史学家对赤壁之战作了集中的考证，曹军约四十万，孙刘联军约二十万，这样孙刘才有获胜之机。

晋朝的时候，也有百万大军下江南，是由秦主符坚所领。不管水分多少，中国招集几十万兵马还是有的。不会象某些小国一样打得一个男人都不剩。对于这点我作为中国人还是自豪的。

五、经济：

谁说金银不能作通货？刘安杀妻，曹操赏了他一百金，如果金不能做通货，曹操应该赏他钱布才对呀！如果罗贯中是胡说八道，请先批倒老罗，然后再批我们这些小虾！

当然，布和米都可以作为通货，但不能因为这样，就否认金的通货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就有作用了。

笔者用意好象是说，因此商业不能做，这就更奇怪了。战国时期有“重农仰商”政策，为何抑商？太挣钱了！如果不抑人家不愿种地！我很奇怪，汉之前可以经商，汉之后也可以经商，只有汉末三国不能经商？也太小看中国了吧！

还有，“只有大批量生产才能挣钱”，手工业生产就不挣钱？这也太不了解中国了！诸位知道“温州模式”吗？那就是家庭作坊。谁说不挣钱？皮鞋电器走遍全世界，前一段时间网上还报导温州鞋抢了意大利的饭碗呢！

皮鞋这种东西，我敢说如果在三国卖，一定也是抢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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