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我仍跟随刘伯承，进入了他的意识深处。这时他想：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革命队伍明显分化，旧军伐，新军伐，哪个都不是好货。如果想光宗耀祖，为自己升官发财，我投靠哪个军伐都可以。可是，我要作一个全新的军人，为中国的未来而战，为中华复兴而战，为劳苦大众的幸福而战。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别的遭遇可以委曲求全，唯有为中华民族劳苦大众谋幸福这一条坚决不能变。湖南军界不是有个贺胡子吗？凭自已的烂本事，两把菜刀闹革命，时至今日，官已升至军长，可是他不愿为欺压百姓的土壕劣坤卖命。他早有加入布儿维克的倾向，我为何不像他一样加入中国的布儿什维克呢？早听说湖南还有个书生毛润之，山沟沟里要搞出马列主义，要为农民翻身作主。人家棍棍棒棒都要为穷人打天下，要为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而血战到底，我这个大都市里武官学校出来的人，在正规军中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既然没有在多次混战中去见阎王爷，那就加入中国**吧。听说，去云南讲武堂的朱德也有这个想法。他在护**时就做了旅长，比我还升得快呢。然而他也不想去跟随那些换汤不换药的军伐，也是想找一条救民于水火的从军之路。不过，中山先生的麾下就当到军长的李宗仁，听说是跟老蒋去了，人各有志嘛。

就这样，我于1926年5月的一天，庄严地加入中国**。这年的12月，我在沪顺，和朱德等人发动起义。那时我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站在一座高山头上，思绪如潮：

这种起义，往往是寡不敌众，即使是获得短暂的胜利，前途很渺茫，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怎么走才会进一步胜利。然而，我也感到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斗，是推翻旧压迫者的战斗，是推翻欺压百姓的旧军伐的战斗。中国只有扫除这些凭着手中的权利横行霸道的各路军阀，建立属于人民的政权，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才会有希望。我们的这种选择，实质上最符合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有些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倒退的勾当，这样的集团我们不能去跟。给我再高的官位，我也坚决不跟随，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贪图。我为中国人民求得解放、获得幸福打天下，这是神圣的天职，任何时候也坚决不动摇。我要把这种决心锤炼成钢铁般的意志。

1927年7月下旬，我跟刘伯承到了江西省的南昌市。眼见刘伯承加入了南昌起义的中国**前敌委员会参谋团，他的职位是参谋长。只见他在一个深夜里沉思：

虽然也是一样的胜负未卜，即使胜利了，也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走？但是这时候显然革命情绪高涨，革命热情旺盛。此时我所做的大事，不是在四川一隅孤军奋战，而是为了全中国的命运做一件大事。与自己一起为全新的中国而战的战友是那么多，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国民革命军中当到军长的贺胡子来了，他这一决裂，显然老蒋的高官是永远不去做了，真正豁出去了。白面书生周恩来来了，他的马列主义理论高得多，凭他的才学，老蒋的什么现成高官不能做？但他显然不去效忠他的校长，不为功名利禄，只为中华之崛起。朱德自然不用说了，我的老乡，可他不是只为四川一隅的狭隘军人，他的胸襟宽广得多；他的教导团，可是要实战的，不同于我的地图前谋划。陈毅老乡的谋略也是久闻大名，他的意志也是真汉子品质……

作者题外话：求真的先贤们，真的是富贵不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