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的打厂儿跟其它城市里的小街道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北面是一小片楼群，而南面是一大片平房，这条街就好像中间的分界线。我觉得这片平房的年龄比那片楼群大，从我小时开始记事起就把这楼还有这平房记了下来，模糊的儿时的记忆感觉眼前的楼群是一片山，一片高大而不可逾越的山，这山里或许住着神仙，或许住着妖怪，或许住着外星人，或许住着地球人。记得也听说过这楼里闹鬼，小时也曾以讲这楼里闹鬼的故事为乐，这群楼就像一大片纪念碑一样，矗立在我的记忆里不会抹去。

楼对面的那片平房，在群楼面前显得有些卑微，交叉在一大片平房街区的街道中，就好像蜘蛛网一样交结在一起，中间的空白处就是一户户的人家，他们多数都是从生下来就住在这里。那时的北京像这样的平房街区真的已经不多了，即使是现在走在那些残留的平房街区中也会发现有些墙壁上被写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外面再加个圈，活像一头等着屠宰的又白又胖的猪，上面盖上了一个淡紫色的戳：“合格！”猪也好，平房也好，无疑都是同样给判了死刑，一只猪死了，还有千万头猪，一间赋予了生命与感情的房子消失了是永远不可能再复生的。它们都在被写字楼，商品房，娱乐场所这样的大型建筑侵蚀着，而且早晚也会被侵蚀干净，一点儿渣儿都不会剩下，因为据说高楼大厦才是现代化社会的标志，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社会的进步。

我家的院子是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着不少人家，无论是院子里的屋子还是院子的过道它们都是同样的窄小。

打厂儿在雨后显得很清澈，是那种没有一点瑕疵的清澈，用脚使劲地跺一跺仿佛可以听到咚咚的回响，就好像碧绿的海面上产生了一道道的波纹。只是一场雷阵雨，很快就过去了，乌云像是被人用手抹去了一样散开了，太阳用力地挤了出来，重新把阳光散在了地上。

我在盯了一下午的电脑后，眼睛感觉就好像有一群苍蝇飞了进去，这群苍蝇把我的眼睛塞满了，撑得眼圈异常的宽大，而脑袋感觉就像让人给了一记闷棍，弄得我脑仁儿生疼。这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来势汹汹，噼里啪啦的一通猛砸，震耳的雷声很好得配合着雨声，就好像二重唱。

这场雨让我感觉很爽。就像刚洗完澡后马上被空调的冷气吹过一样的感觉。

我关上了电脑。

有时电脑确实能让人发疯，当你累得要死的时候，它却一点事儿没有，看着关机前闪烁的电脑屏幕，它仿佛是在向你微笑着说，接着玩我啊。

我正要出门，电话响了，这声音特尖锐，响一声还带着一声回音，我家有两间平房，一屋一个电话，一来电两个屋子的电话同时响，很是热闹，两个电话吼着刺耳的铃声，好像都在抢着让你先接。

九十年代中期，电话开始在千家万户中普及，我家这片儿的平房特兴这种一屋安一个电话的方式，这种方式就好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了周围的几十户人家，我在胡同里闲逛时老能听见这刺耳的电话铃声，几遍重复的铃声后紧跟着就会传出一个底气十足的喂。

要出门时电话响起是挺让人起急的事，我急忙一路小碎步冲过去接电话。

是飞狗。

他在电话里大声地喊，你丫在家嘛呢，晚上出来，烤串。

不问找谁直接奔主题，这声音就像重金属乐的第一个强力和弦，倍儿直接的告诉你这就是嗓音。

我没事儿，家待，在哪儿烤。我说。

还有哪？房顶！你就现在出来吧！

飞狗。我的发小之一。丫说话从不用大脑。

住平房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上房，虽说不是所有的平房的房顶都能上，但在我的打厂儿的生活中有一个房顶能上就已经感到挺满足的了，那些从一生下来就住在楼房的孩子肯定没有享受过这种感受。小时候有好几间平房的房顶都是我要征服的对象，只要一提征服这个词，所折射出的另一个词就是代价，征服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房顶也不例外，我也付出了挺惨痛的代价。

小时我和飞狗经常在一起玩，八零后的孩子们没有六零、七零后的孩子们玩的方式多，那两代才是真正聪明的一代，我们八零后的一代是挺懒惰的一代，就连玩的方式也创造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来，玩的都是人家玩剩下的，记忆中的那些游戏已经有些退色了，模糊得甚至想不起来，现在偶尔看到街上那些孩子玩的游戏，或许是有一些小时似乎同样也玩过的感觉。

从八十年代起，我家的这个院子就是这个样子，到了二十一世纪依然没变样，典型的大杂院，住着八、九户人家，刚一进院过道的宽度跟煤气罐横过来的宽度差不多，再加上横七竖八堆了七、八辆自行车，道路所剩无几，走过时经常能碰到墙上的残灰，拐角处正好有一个大井盖，那时经常在想如果这里只有井没有盖，有人走到这里突然就消失了，只留下了“啊”的一声惨叫，这他妈多像一部悬念电影的情节，说消失就消失，小时候我经常为我有这种想象力而感到自豪。

这个院子没有中心，一条过道深又长，一边往里走一边向两旁看会发现都是一扇扇的门，就像逛菜市场一样，院子里的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也特像菜市场里卖菜的，特能让人身临其境地感觉就在菜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