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发生了三件重大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奏的西班牙内战爆发，全世界有54个国家派出武装人员投入到了这个小小的欧洲国家的内战当中去，自一战战败后刚刚少许恢复元气的德**队，也开始跃跃欲试。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街头自1931年起开始飘扬起红旗，西班牙又一次以共和体制取代了原先的体制，这是它的第二共和国。而新的共和体制是否能维持，要看国家局面。理想状态是民众认同基本理念，对达到理念的方式可以有分歧，通过选举让不同群体有机会实践。这在理论上是很通顺的，但如果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都没有认同的基本理念――不是奔向目标的路径不同，是目标本身不同。西班牙左翼共和主义者偏向公有制，而右翼偏向私有制，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左翼能容忍地区自治，可以在一个国家的旗帜下建立一国多制，而右翼要求一个“统一的西班牙”，国家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统治下；更为复杂的是里面还牵扯到了宗教问题，天主教是左翼唾弃和打击的对象，但却是右翼生命的一部分。极端左翼有无政府的倾向，右翼要求社会秩序和法律。而且半对半地分裂了民众。

1931建立的共和政府试图着手广泛变革，实行土地改革、宗教改革。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被强令解散。政教分离和教育改革，无可通融地一刀切非常危险。民众，尤其是右翼民众普遍有危机感，认为他们的基本要求，“财产、信仰、祖国”都岌岌可危，注意，“财产”是排在第一位的，而“祖国”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对于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讲，所谓主义、国家、政府都只是虚无的名词，只有切实属于他们的东西――私有财产才是真正值得他们重视的东西，谁敢动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就会跟谁拼命！至于谁掌握国家政权，那根本无所谓，民众所要求的，只是生活质量和私有财产的安全及提高。（套用到现在的国家上，就是谁敢拆我的房子，我就跟谁拼命，至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是谁，关民众鸟事，民众也关不着鸟事，选举只不过是某党内部争权夺利和自娱自乐的闹剧，别***整天出来作秀恶心人就好）。

那是个动荡的西班牙。1932年8月，右翼反对加泰罗尼亚自治而暴动，被左翼政府镇压；土地政策不见效，南方无政府主义农民宣布成立**公社，也遭镇压。1933年左翼联合阵线在大选前瓦解，右翼联盟赢得大选胜利。可惜，西班牙的模式是，不论谁上台，双方理念完全相悖。在野方用暴动说话，官方则武力镇压，种下更深仇恨，周而复始。此时欧洲激进思潮激荡，西班牙处在漩涡中，苏联和德国，都在关注西班牙。20世纪初种种思潮，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因面向底层而流行一时，一不小心就出来一个新变种，象无害病毒突然变异而变得有害。西班牙的左翼被称为“共和派”，其实涵盖众多不同组织。1936年大选，左翼再次当选。与强调秩序的右翼政府相比，左翼更难控制骚动不安的局面。于是右翼党派要求原总理宣布戒严，不把政权交出去，以防止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军界强人佛朗哥将军也主张全国戒严，遭原总理拒绝。2月19日，右翼政府服从大选结果，按程序向左翼交出权力。

失控的局面果然发生。如同所有人所判断的那样，一个松散的联盟政府根本无力控制一个纷乱的国家。问题出在左翼政府这头，民众要求政府实行更左政策，不满意就自行其是。新政府很难下决心严厉镇压将自己推上台的民众。监狱发生暴乱，无能为力的政府未经议会批准，大赦暴乱犯人，使街头更加动荡。土地被农民以哄抢的方式瓜分，政府却发布特殊公告予以认可。誓死捍卫自己私有财产的右翼民众纷纷成立长枪党群众组织，与左翼民间组织对抗，也同样失控。左翼政府上台仅四个月，据记载“有161座教堂被烧毁，死亡269人，1287人受伤，213人被谋杀，总罢工113起，部分罢工228起，扔炸弹146起”。鉴于苏联经验，右派更怕自己会被收拾掉，同样奉行**的苏联和斯大林的苏联**正是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国际靠山。

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西班牙自古以来就有军人干政的习惯。西班牙人崇尚武力，危机时刻军人干政，被看作是一种光荣传统。三天以后，1936年7月17日，在柏林奥运圣火点燃前的14天，摩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做了一个“宣言”，这是传统中军人宣布接手政权的方式。西班牙内战正式打响了。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西班牙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就是欧洲野蛮文明的杰出代表者，几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用野蛮的屠杀毁灭了美洲的印第安文明，这种毁灭和屠杀在西班牙人看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他们来说，力量才是文明的最高体现，在西班牙掌握欧洲航线的那段时间内，他们把混乱、死亡、屠杀、毁灭等种子几乎播洒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只要有西班牙人足迹的地方，必然会带来源生民的灾难，直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干掉为止。至此，西班牙国势衰落，但混乱与毁灭的因子，却仍根源在每一个西班牙人的骨髓中。

与矛盾的共和政府掌权者不同，叛军首领佛朗哥一贯是个强调要用铁腕来维持秩序的人，最看不得社会混乱局面。可是，军人起事本身就是叛乱行为，不成功就成仁。所以，大凡军事叛乱都会大开杀戒。而佛朗哥更一向认为，只要最终目的是“恢复秩序”，过程中的杀戮只是必要的手段。所以内战一开始就十分残酷。内战前两派间暗杀，这是法律失效的信号。内战爆发初期，不论是在叛军地区，还是政府掌控地区，社会秩序都被群众组织所左右，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1936年的西班牙，作为社会公约的法律消失了。约束瞬间消失，人们得到长期未能获得的解放感觉，本来隐匿和压抑在内心的人性之卑劣残忍，一涌而出。人们发现，他们曾经嫉妒、讨厌、不喜欢的人，甚至捏着自己借条的人，都可在惩罚“敌人”的借口下任意加害。杀人不再受法律惩罚，竟然还是“正义之举”。双方都出现了一哄而起的滥杀无辜的高峰。著名诗人洛尔加，就不明不白死在右翼民众手中。而另一方的激进派也存在同样特质，左翼一方把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分子几乎斩尽杀绝。根据统计，在内战中被杀害的有名有姓的教士、修士和修女，有16，832名。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翼执行的大致各占一半。

更糟的是国际势力此时开始介入了。名义上掌握国家政权的马德里没有象样的军队，民众却热情高涨。这时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整合，需要除了打倒佛朗哥，没有其他利害心思的力量。这个力量终于出现――“国际纵队”。那是二次大战前夜，是国际上左翼思潮（社会主义和**）的盛期，也是德意的极右翼（同样是社会主义和**）最泛滥时期。国际上**左右翼极端，都到这里小试牛刀，抒发激情，虽然很可能抒发得文不对题。各种国家的志愿军蜂拥而至，西班牙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战场。局势并非如同今天人们划分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两大块。即便万分简化去划，至少也要划出三大块来。至于把苏联归到“民主阵营”，实在是个彻底的错误。这也是二战后，纳粹战败导致法西斯这一块消失后，世界马上又划为两大阵营的原因。进入西班牙战场的国际势力，主要是同样代表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德意，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极左和极右。而类似美国的国家，正是极左极右之外的第三块，他们忙于应付经济萧条，对西班牙内战的哪一边都没有兴趣，更何况此时对于美英法等第三方势力来说，西班牙内战的双方只不过都是社会主义内部的自相残杀而已，他们乐得坐视其成。就这样，社会主义左右两极在西班牙展开了同一种主义下意识形态的战争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