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知青全部下到了乌石一队，原来调到大队打杂的丁建国也从队部下来担任了一队的民兵连长。一队的条件在全大队中算是最好的，去年一个工有五角钱，比同大队的的乌头生产队多出整整三角钱呢！

一转眼便到了农历腊月，连着下了几场雪，田野里一片白茫茫。外面不能学大寨了，只好转移到屋子里批林批孔。这可是劳碌一年的乡民们最快活的时候，可以迟到，可以早退，还可以带小孩。农村开会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总到不齐，开一个小时的会要等两个小时的人，等人的这段时间便成了人们尽情闲扯的好时光。

一个去过省城的人说他见过的**和这里看到的不一样：穿着布大褂，夹着把雨伞，梳着小分头，帅的很。知青们在下面暗笑，他大约看到的是**去安源的那副油画。

有人说，他断定李铁梅一定是革委会主任――因为他听见李玉和唱道：她里里外外是“一把手”。

还有的人一开口就是荤的，什么猫三、狗四、猪五、羊六、驴七、马八、兔子一个月一窝。当有人提醒说话的人口中留德，周围有大闺女时，他更兴奋了，洋洋得意地说：“还差一句，妇女生孩子是十个月一窝。”接下来当然是满房子的笑声。

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城里长大的孩子那里知道，真是开会半个月胜读十年书！

村北陈重九的花疯儿子偶而也来闹闹场，那场面就更热闹了。当这个精神有问题的青年在几个坏小子的唆使下，赖皮赖脸的向姑娘堆里挤过去时候，会场上立刻炸开了锅，女孩子的尖叫声，老爷们的哄笑和妇女的呵斥响成一片，直到生产队长拿着竹竿将这个花疯子赶出会场，并且还要经过针对这个问题的半个小时热烈讨论以后，会场才能真正平息下来。

到了正经开会的时候也挺有意思，上面讲上面的，下面讲下面的，各行其是，而且会上发言的也总是那么几位。他们说多了自然就容易出问题，比如前天忆苦思甜说自己八岁给地主养猪，今天又改成八岁给富农放鹅了。旁边的社员就起哄：“错了错了，我记得他四岁给地主放鸭子，五岁给富农养兔子，我是看着他光着屁股长大的。”

不过这也比生产队长陈重江的记性好，陈队长几次忆苦，讲着讲着就离了谱。

“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富农的心也不知道多毒 ……” 陈队长的开场白总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内容却常常岔到大跃进年代――“刮共产风的第二年，我还没当队长，家里没得吃，我家三丫头就是那年饿死的……”天可怜见，他竟将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事给弄混到了一起。

还有一次，他在批判会上的发言差点没把知青肚子笑痛，这是一次有大队干部参加的会议，作为队长自然要带头发言，他讲的精彩极了：“妈的，**这龟儿子竟想夺**的权，他要权干什么？那玩意又不能当饭吃！我就不要权，这个倒霉队长我早就不想干了，去年春天选我，我就说不干，一年到头累的要死还有挨批判，这权谁爱拿走谁就拿走，我才不希罕――对了，**还说过让我们吃小亏占大便宜，这不是小瞧我们贫下中农、欺负我们贫下中农吗？后来幸亏**看出了他的狼子野心，把他批了，这才没有让我们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总之，我们贫下中农就是不仅要占大便宜，还要不吃小亏……”直到有人提醒他，今天是批**不是批**，他才把话打住说：“对对，今天是批林秃子，这龟儿子，**都让他当二把手了，再等几天**退休了，他不就是一把手了？可这龟儿子等不及了，要篡党夺权，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吗？不能！下面我也没得什么说的了，大家同志们和我一起喊口号：打倒林秃子！**林秃子他奶奶！……”会场上自然是笑翻了。

这样的讲话如果在城市肯定要倒霉。好在这是农村，乡下人政治水平低，又都乡里乡亲，没有人抓辫子打棍子，更没有人向上检举揭发。

生产队长虽然水平不高，口有点粗，不过人是个好人，年龄五十多岁，尽管已经当过五次外公，但最大的儿子却才十五岁，而最小的儿子还不到八岁。到了不惑之年他还只有四个女儿，正当他为没有子嗣继承香火而万分苦恼时，奇迹降临了，他得到了儿子，而且两年一个。俗话说物极必反，像生儿子这样的好事过了头也能成为坏事，正当他高兴的嘴还未合拢时，沉重的负担却让他喘不过气了，到了有第四个儿子的时候，他决定不再要了，于是，后面的两个孩子便“夭折”在自家马桶里了。他说溺死的都是女娃子，但村民下面议论说：“鬼扯，都是男娃，伤天害理啊！”在乡下人眼里，溺杀男婴是伤天害理的事，溺杀女婴则另当别论，真是奇怪的逻辑。

这些关于队长的奇事自然也都是在开会等人时候听来的，初来农村的这一段时间对知青来说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白天开会听听农村奇闻佚事和看看社员之间嬉笑戏闹，晚上没什么事情七八点钟便上床睡觉，吃着生产队无偿供应的新米（对他们暂时还没有实行定量供应）和热心肠的社员送来的菜肴，不到一个月，新来的知青居然一个个都白胖起来。

当然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坏事中有好事，好事中也有坏事。他们来山乡之初也遇到过一件不太愉快的事，那大概是元旦过后的一天中午，一个外号叫老歪的社员突然来到他们宿舍，在和知青套了一通近乎之后，便露出了想借钱的意思。老歪的大名叫陈祖财，是一个长的非常粗壮的五十岁汉子，镇子上的人似乎都挺怕他。老歪先是向穿戴比较好的小李开口，说他家里有事急需一百元钱。正谈笑风生的小李脸色突变，他哭丧着脸说了一堆自己和自己家里的困难，意思当然是他拿不出这笔钱。老歪不高兴了，他怒气冲冲的说他又不是要钱，是借钱！过一个礼拜就会还的。他转过头又问其他知青有没有钱，屋子里出现了一片难堪的寂静。小鲁实在看不下去，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递给老歪，说他正好身边只有这一点钱，不知够不够？原以为老歪不会接，谁知道这个看起来威风八面的汉子二话没说，拿过钱就揣到口袋里，然后匆匆的走了。

当时正好和他们住邻居的陈重高在场，目睹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当老歪走后，他告诉知青：“这个人借钱不还是出了名的，你们以后千万别再借钱给他，不要在乎他高不高兴。”有人问：“为什么借钱不还？他家很穷吗？” 重高说：“不是，在这个镇子上他家算富的，之所以借钱不还，是因为不想还。”见大家不明白，他笑道：“你们在城市大概很少见过这样的人，但农村却常常有，谁的拳头硬谁就是道理。老歪从年轻时候就是这样，你借给他钱，他还你是运气，不还只能算你背运，如果你找他要，那就是自找倒霉了。”他将小学校张老师借钱给老歪的故事告诉了他们――

大概是文革开始那年，老歪大儿子结婚，他找到张老师，开口就向她借两百元钱。张老师知道他有借钱不还的脾性，于是说：“小孩结婚，我们做长辈是应该意思一下，这样吧，我给你家大小子五十块钱，算我送的，就不要还了。”

在大多数人月工资都只有三四十元的年代，这五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但老歪却不乐意，他要的是两百元。“你是怕我不还啊？”他气呼呼的说，“我只是借你的钱，绝不能要你的钱。”接下来他又诅咒又发誓，还写了借条，保证一年后还钱。张老师拗不过他，只好将钱借了，但到了第二年，他只字不提还钱的事，又过了一年，他依然如此，张老师有一天向他提起此事，他却立刻翻脸了。张老师是个谦让的人，但同时也是个很倔强的人，老歪这种极端蛮横的态度激怒了她，她拿着他的欠条找到大队干部，硬是将钱要了回来。为这事，老歪恨透了张老师，只要一有机会便指桑骂槐的对她进行恶毒的攻击。

听重高这一说，大家都估计小鲁这钱是要不回来了。果然一个星期之后，再遇到老歪，他像没事人似的。小鲁当然不敢像张老师那样去找大队干部帮助硬将钱要回来，只能自我安慰说，幸亏当初只借这赖皮二十元，要不然损失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