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可经过罗贯中的润饰和众多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的“歪曲”，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不幸成为谜案？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是谁纵横捭阖，令曹操、刘备、孙权顶礼膜拜？是谁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位居九五之尊？是谁敢于公然把皇帝的年号作为自己的名字？是谁，屡次易主，堪与吕布媲美？是谁让黄巾起义将士心甘情愿地鼎立扶助？是谁，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宰者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肆意嘲笑？是谁刻意编织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蓄意掩盖那段历史？……

本文也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罗三洋先生——历时多年，批阅、比对几十种东汉、三国古籍得出的初步结论，经过作者剖丝破茧般的解读，这一系列谜案将会得到一一的破解。 #百度搜（手打吧）阅读本书最新手打章节#蚯蚓看完很是感概，特剽窃大郎所发代为上传，敬请各位看官指教。

序篇：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经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经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最忌惮的人；曹操毁灭了他的事业，而又继承和光大了他的事业；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没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奸雄，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从三国到清末，从曹操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本书将会揭示：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便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也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非常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又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以司马迁之博学和严谨，《史记》中的谬误仍然比比皆是。从汉朝至清朝，中国著史者的学术能力恐怕没有能够超过司马迁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甚至因为谋反而被处决，寄希望于他们不犯错误，实在是勉为其难。更何况，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也丝毫不亚于战国时期。只要将有关东汉末年的各类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史书中的有些主角曾经是配角，有些配角也曾经是主角。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记得死者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类的**；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类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曹丕《典论》、王粲《汉末英雄记》、陈寿《三国志》、张璠《汉纪》、华峤《汉书》、谢承《后汉书》、袁暐《献帝春秋》、郭颁《世语》、孙盛《杂记》和《异同杂语》、司马彪《续汉书》和《九州春秋》、刘义庆《世说新语》、王沈、荀顗、阮籍《魏书》、乐资《山阳公载记》、虞溥《江表传》，以及《魏略》、《魏武故事》、《曹瞒传》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比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最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没有志和表，而且立场明显偏袒曹魏。至东晋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分辨同异，改正谬误，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纪传体史书《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内容有时会与纪传相矛盾。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它史籍已经大多散失，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也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不可忽视。

《三国志》和《后汉书》虽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反衬出，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内容相当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造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但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由于最终的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消灭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小丑，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实在是一点都不冤枉的。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胜利才显得那样的理所应当。但是，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操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刘备等其它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说明，袁绍是曹操所有对手中最难对付的。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二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备、孙权势力都不稳固，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乘机北伐，却又在河北苦战5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5年使孙权能够巩固统治，刘备也能网罗诸葛亮等人才，重整旗鼓，终令曹操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不过，自从吞并了袁绍的丰厚遗产之后，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后来虽有赤壁、襄阳、汉中之败，都不能动摇其优势地位。与曹魏相比，吴、蜀两国的实力太弱，假若没有山川地险的保护，也支撑不了那么久。袁绍集团实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班。

史书中关于曹操战胜袁绍过程的记载，有很多都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先收编了三十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也就是都有十万左右；袁军士卒“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大都暗自与袁绍接洽，若无许攸、张郃、高览等人的投降，胜负难料。这岂不反而说明了曹操的愚蠢无能吗？他的光辉形象又在哪里呢？莫非“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迎汉献帝都许昌为止，曹操的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命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都许昌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其实，曹操依附袁绍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孙坚、孙策、孙权父子，还有刘备，都与曹操一样，曾经长期为袁绍、袁术兄弟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统一的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将三国鼎立视为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而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呢？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又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最后，笔者终于恍然大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对于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集团来说，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确实隐藏着太多外人难以读懂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说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见微知巨，由小见大。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到泰山封禅乃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禅，管仲坚决反对；鲁国贵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听说后大发牢骚。由此可见，刘玄德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汉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刘禅将来一定会是亡国~之君。谯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刘备父子的名字确实也给了他口实。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攻打扬州，随后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代中国人在取“名”和“字”时也极力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明清时期，忌讳之繁，文狱之多，更是登峰造极。君不见明月清风，多少人头落地；维民所止，字字造就冤魂。后人读书至此，莫不毛骨悚然。

在这些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很低下疏远。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最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这无疑也是袁术后来痛恨袁绍，导致袁氏政治集团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年号本为中国独有，后来又传到日本等邻国。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皇帝年号。汉朝人沿用先秦习惯，取“名”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汉朝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并不适合作人的“名”和“字”，两者暂时也就相安无事。

因此，在东汉时期，个人取“名”和“字”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直到西晋初年，陈寿作《三国志》，竟然直写“司马懿”和“司马炎”，对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名字，说明魏晋时期并不大流行避讳。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诸人在开玩笑时，还曾经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作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特务统治日益严密，避讳也就越来越严了。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我们就会发现越多这类的疑问。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就肯定不够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史料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章本初元年：一个诡异名门的崛起

本初元年，一个普通的年份，以“袁安困雪”闻名的袁氏家族出了一个三公，一个新的豪门诞生了。一股诡异浮上皇都城头，“当涂高”诞生了吗？

第一节洞房里的“斗争”：新贵袁氏与元勋马氏的联姻

公元140年，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举办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婚礼。男方贵为九卿，女方既是海内名儒，又是开国元勋后裔。这样的豪门联姻理应隆重而热闹，可他们的婚礼却是异乎寻常的安静和短暂。更奇怪的是，新郎新娘步入洞房后，似乎并不急于享受鱼水之欢，而是在被窝里展开了一场严肃的对话……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礼记•昏义》

汉顺帝刘保在位的公元140年左右，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城内举办了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婚礼，因为新婚夫妇都出身显赫，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新娘是海内首席大儒、南郡太守马融的女儿马伦，新郎则是当朝太仆袁汤的小儿子袁隗。

东汉帝国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两个系统，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在法理上，东汉中央政府的核心是皇帝本人，皇帝之下是被称为“上公”的太傅，但这个官职并不常设。太傅之下，是大将军和“三公”：太尉、司徒与司空。以上太傅、大将军、太尉、司徒与司空五大臣也被称为“宰相”，各设独立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开府”。大将军之下设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公之下设“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卫将军之下，又有前、后、左、右将军，以及众多将军和校尉；九卿之下，又有尚书令、御史中丞、太史令、执金吾、大长秋、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将作大匠等职，由于数量太多，就不在此详细列举了。

东汉地方政府的建制结构并不比中央政府简单。东汉版图划分为13个州，即：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司隶无刺史，设司隶校尉)，统管当地政务，并有少量军权。州以下，并设“郡”和“国”两个平等的行政单位。郡设太守，直接受刺史管辖；国设国王，国王们都是刘姓皇亲，直接向皇帝负责。郡设郡丞，国设国傅和国相，作为郡太守和国王的副官。郡下设县，常住居民满1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1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县以下，又有乡、亭、里、什、伍5等行政单位，最小的“伍”仅管辖5户居民。

通过以上的简介可知，袁汤担任的太仆是九卿之一，属于中央官员；马融担任的南郡太守是地方官员，隶属荆州刺史管辖。秦汉官职的高低与俸禄的多少成正比，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尚不发达，俸禄都用粮食结算。太仆的俸禄级别是“中二千石”，太守的俸禄级别是“二千石”。按颜师古《汉书注•百官公卿表注》中的说法，“中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80斛粮食，“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20斛粮食。以此折算，袁汤的月薪约为8500元人民币，马融的月薪约为5700元人民币。汉代的粮食生产率和经济规模远不及现代，所以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时都属于高薪，足够这些高官购置几座宅邸，娶几房妻妾，养十几个子女了。

古人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豪门联姻在汉代并不罕见。不过，袁隗与马伦此次婚姻却是开国元勋后裔与新贵之间的联姻，马家与袁家又都是海内闻名的书香门第，其中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深不可测。

马融的开国元勋后裔身份并非浪得虚名：他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马融的父亲马严也是社会名流。马援南征交阯时，听说马严和弟弟马敦喜好评论他人长短，便从南方前线写信，规劝两人收敛。这封信文词恳切，富有哲理，后来以《诫兄子严、敦书》之名，被收录入《古文观止》。自从马援的女儿嫁给汉明帝为皇后之后，马家便富贵发达，与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郭氏与阴氏合称东汉的“外戚四姓”，子孙世袭侯爵，合称“四姓小侯”，被蔡邕誉为“婚姻帝室，世为名族”。顺帝一朝正是东汉帝国深陷汉羌战争泥潭的时代，而马家不仅是外戚和将门，而且还是关中望族，所以马融和哥哥马续、族弟马贤都被朝廷委以西北国防重任：马续任度辽将军，马贤任征西将军，马融在去荆州担任南郡太守之前，也在汉羌战争最前线的武都郡担任太守。

戎马之余，马氏兄弟都喜好研究学问，尤以马融的名气最大，成就最高。汉顺帝时期虽然在军事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马融是传奇女学者班昭的学生，后来与张衡、王符、崔瑗、许慎等一流学者结为密友，广泛吸收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又能取长补短，所以被公认为当时最渊博的学者。马融仿效孔子，广收门徒数千人，其中能进马家大门的有400余人，而有资格升堂入室，当面向马融请教的只有50余人。除了这不足500位高徒之外，其它的几千人只能候在门外，向那些大师兄们请教。北海人郑玄不远千里到马融家求学，过了3年都没能见上老师一面。更有甚者，马融的生活作风奢侈放~荡，经常坐在紫红色的大帐内，让学生们跪在帐前，让歌伎舞女列在周围表演，很少有学生能不分心。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所以后世的学者讲课就被称为“设帐”。

因为过度追求时尚，“二千石”级别的俸禄难以满足马融的物质需求。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档生活水平，马融利用为官之便，四处贪污纳贿，因此饱受责难，马续的女婿赵岐就因此与他绝交。这位赵岐并非无名之辈，他是最早重视并研究《孟子》的学者之一，其名著《孟子章句》至今仍是《孟子》最权威的注释参考书。后来，赵岐主持调解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冲突，公孙瓒曾经把他比作周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周公和召公。然而，马融尽管是个令亲友和民众反感的贪官，毕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东汉首席学术权威的地位无可动摇。

马家人才辈出，在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中，马日磾、马腾、马超等人都是马融的亲戚。马融的学生之中，以卢植、郑玄等人最为著名，而公孙瓒、刘备等人是卢植的学生，崔琰、程秉、国渊、郗虑、王基等人又是郑玄的学生。这样看来，马融真可谓“门生遍天下”。

与马家不同，袁家并非东汉的开国元勋，而只能算作家族成员世代为官的所谓“公族”。新郎袁隗的父亲袁汤是光禄勋袁彭之弟，司空袁敞之侄，侍中袁京之子，司徒袁安之孙。世卿世禄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东汉后期虽然还称不上“下品无士族”，但“上品无寒门”却俨然已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作后盾，是难以在官场上长期立足的。

袁家祖籍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省周口市西)，相传是虞舜的后裔。春秋时期，袁家成为陈国的主要贵族，其后代也大都定居于周边的原陈国版图境内，直到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项城人袁世凯，都没有离乡远徙过。自从袁安的祖父袁良开始，这个家族在《孟氏易》的研究领域内颇有成就，受到东汉政府欣赏，兴旺发达起来，有了些豪门气象。

汝南袁氏家族简化谱系

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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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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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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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赏袁京袁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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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彭袁汤袁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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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贺袁平袁成袁逢袁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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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闳袁忠袁弘袁基袁绍袁术袁懿达袁仁达袁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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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皉袁谭袁熙袁尚袁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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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滂→袁涣

《孟氏易》是西汉学者孟喜撰写的《易经》学专著，将战国时期新兴的阴阳学、天文学和历法学知识与传统的周易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易经学派。在玄妙的“卦气”领域，孟喜的建树特别多，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著作。但《孟氏易》中也掺杂有许多神秘主义思想，特别是它与两汉时期流行的图谶结合起来，用异常天象预测人事吉凶，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潮的理论鼻祖。袁家世代沉迷于此书，袁绍的曾祖父袁京曾著有长达三十余万字的易学专著《难记》，袁绍的堂弟袁满来病逝时虽然只有15虚岁，也被蔡邕誉为“明习《易》学，从诲如流”，所以袁家成员的思想无法不受其毒害，后来袁绍、袁术兄弟的历史悲剧也证明了这一点。

袁家的崛起，与东汉的时代大潮息息相关。公元60年前后，汉明帝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希腊化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借助道家著作迅速本土化，同时又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早期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宣称，释迦牟尼就是晚年经秦国西行的老子，所以佛教与道教其实是一回事。很快，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成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兼道教徒。但拜佛颂道并没有给刘英带来安宁和幸福，他在公元70年被指控谋反，失去王爵，次年便自杀了。“楚王案”迅速扩大化，前后共有上万人遭到牵连，其中包括大批佛教徒、道教徒和开国元勋、知识分子。在这种局势下，袁安出任楚郡太守，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拯救了四百余家嫌疑犯的生命，从此名满天下，官运亨通。

公元83年，袁安升任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并督造近卫部队使用的武器。当御驾出行时，太仆常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舆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一方面，太仆也往往成为皇帝在朝廷里的传声筒。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马车技术很高明，为人忠实可靠，不会轻易泄漏机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够参予中枢决策。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因为在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保持一致，坚持以和为贵，袁安在公元86年升任三公之一的司空，成为袁家“四世三公”中的第一人，后又出任司徒。

升任三公以后，袁安比当九卿时增加了许多特权，这点在服饰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东汉时期，三公、九卿、诸侯们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冕旒，也就是在冠上加一块系有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对于冕旒的功能，《大戴礼记》的解释是这样的：“冕前面安装旒，为的是遮蔽光明；用统絖塞住耳朵，为的是令听觉迟钝。因为河水太清澈了就没有鱼，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支持者。”后来，被称为“统絖”的玉珠不再塞入耳朵，而只是象征性地挂在耳边，改名叫“充耳”，于是就有了成语“充耳不闻”。无论是冕旒还是统絖，都在提醒君主和贵族大臣们，要注意抓大放小，不必什么事都管，甚至应该适当地装聋作瞎。

东汉时期，皇帝戴的冕旒上挂有12串白玉珠，即所谓“十有二旒”。贵族、官员们戴的冕旒则不同，木版后端不系玉珠串，只有前端系，成色也较差：亲王应当戴系有9串赤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九旒”；三公与诸侯应当戴系有7串青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七旒”；九卿应当戴系有5串黑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五旒”。头戴冕旒、身着朝服的官员仪态非常高贵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一般。

除了制服有改善之外，升任三公以后，袁安还有权“开府”，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独立衙门，其中包括48～71名幕僚，而三公之府合称“三府”。在府中幕僚里，周瑜的高祖父、庐江人周荣最得袁安的信任。在府外，袁安还有大批追随者，特别是他的“故吏”(老下级)鲁恭尤其得力。在袁安的大力提携下，一个官官相护的新政治团体正在隐然形成之中。

和抚匈奴的政治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袁安平步青云，还能让袁家未来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但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袁安升任司空三年后，公元89年，外戚领袖、车骑将军窦宪发动了对北匈奴的战争，遭到袁安的激烈反对。甚至在窦宪凯旋归来之后，袁安的批评意见仍然不断，特别是他坚持让南匈奴返回漠北，而不是分而治之，与窦宪的意见相左。双方积怨难解，以至于窦宪多次威胁要派人刺杀袁安、周荣等人。而到了公元92年，袁安果然神秘地死去。两个月后，汉和帝便发动政变，彻底摧毁了窦宪集团。作为烈属，袁安的三个儿子：袁赏、袁京、袁敞都加官进爵。从此，这个后来被袁绍自诩为“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的家族步入了真正的政坛豪门行列。

袁京的儿子袁汤被公认为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嫉妒。他沿着祖父袁安的宦途平稳前进，在汉顺帝在位时出任太仆，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袁汤前后共生育了12个儿子，但其中名字见诸史书的仅有四人：袁平、袁成、袁逢，以及开篇出场的那位新郎官袁隗。其中，袁平在少年时便夭折了，所以真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只有袁成、袁逢、袁隗这三兄弟。

不难想象，像袁、马这种豪门联合举办的婚礼，如果放到隋唐以后，将会何等的热闹。但是，先秦与秦汉时期的婚礼文化与后世截然不同。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和《仪礼》的规定，即便再显赫的家族联姻，婚礼也应当是安静和短暂的。作为一代儒宗，袁汤和马融当然不会容忍有违背《礼记》和《仪礼》的规定，也就是“失礼”的丢脸现象在自家子女的婚礼上发生。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失礼”是莫大的丑闻。孔子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诗经》甚至诅咒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黄昏时分，新郎袁隗应当坐着漆成乌黑色的马车，与随从们乘坐的三辆马车一起，穿过洛阳城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马家的门口迎接新娘。婚礼就从这时开始。汉字中的“婚”字，在古代与“昏”字通假，原本指的就是黄昏时分。如果在黄昏时因故无法举行婚礼，也可以改在清晨举行。总之，无论如何，都要避开日光充足的时间段。

婚礼之前，男方的父亲(也就是袁汤)应当先派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里去，询问女子的“名”，也就是她在姐妹中的排行序号(通常长女名“孟”、次女名“仲”、三女名“叔”、小女名“季”)，这叫做“纳采”。汉朝女子和男子一样，除了“名”之外，还有“字”。男子应在他年满20虚岁的“冠礼”上取“字”，而女子则在纳采订婚之后，在象征成年的“笄礼”上取“字”，而女子的婚前人生因此也被称为“待‘字’闺中”。婚后，人们通常只称她的“字”，不再称“名”。马伦之“伦”，就是她在纳采之后取的“字”。按照蔡邕为马伦撰写的墓志铭，马伦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去世，享年63虚岁，所以她生于公元122年。汉代女子通常在15～20虚岁时出嫁，因此马伦与袁隗的婚礼应当举办于公元137～141年之间。

知晓女子的“名”以后，男方就可以到自家的祖庙内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结果吉利，男方便会再派使者携带礼物到女方家中报喜，这叫做“纳吉”。然后就可以正式送聘礼，这叫做“纳征”。“纳征”以后，才可以商议并确定婚期，这叫做“请期”。纳采、纳吉、纳征、请期这四个程序要花费男方家族大量的钱财，而女方家族也应准备相应数额的嫁妆。

婚期那一天黄昏，新郎之所以要亲自去迎接新娘，是因为中国古代奉行“男先于女”的社交原则。这次，他总算不用再带礼物了，只需要备好至少四辆马车。他将首先见到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岳母将亲自进屋去把女儿领出来。但是，新娘如果不同意这门婚事，也有不出屋的权力，这样婚事就只好取消。如果新娘顺从地出门，新郎就带着她、保姆和随嫁为妾者(通常是新娘的妹妹和侄女，如果有的话)，以及女方准备好的嫁妆，登上自家的马车，即所谓“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一起来嫁给我。”新娘头上不罩面纱，而是戴着假发。新娘一行都必须身着黑衣，以示庄重。

在新郎和新娘登车时，还会出现有趣的场面：新郎得亲自坐上驾车人的位置，为新娘驾一次车。这肯定是女方家族成员最喜闻乐见的场面，因为驾车人的地位总比乘车人低贱。墨家等儒家的反对者经常就此指责说，儒家居然要求新郎给新娘驾车，违反男尊女卑的社交原则，“颠覆上下，悖逆父母”，简直大不孝。其实，这种驾驶只是象征性的，仅以车轮旋转满三周为限。如果新郎不肯照办，就是“非礼”，女方便有权以此为由，取消婚礼。孔子曾经为此大发感慨说：“即便礼法要求新郎表现得这么恭谨，新娘还有不肯出嫁的啊！”可见先秦时期中国女权势力之强大。

车轮旋转满了三周以后，新郎就会迫不及待地跳下车，登上仆人驾驶的另一辆马车，快马加鞭往回赶，力争在新娘到来之前抵达自己的家门。

在前往丈夫宅邸的路上，新娘不会看到欢迎祝福的人群，也不会听到任何欢快的乐曲，因为这些在当时都是“非礼”的。《礼记》中明确规定：“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就连公公和公婆都无影无踪，在门口向新娘作揖的，只有气喘吁吁的新郎及其随从。这时，天色已经要黑了，新娘家应点起蜡烛，而且三天不熄，以示对出嫁女儿的思念(如果他们买得起这么多蜡烛的话)。

进入男方家门以后，在仆人们的协助下，疲惫的新郎和新娘卸下行装，略作休息，随即共进晚餐。按照《礼记》和《仪礼》的规定，这顿晚餐很丰盛，而且全是荤菜，必须有煮熟的猪肉、兔肉、鲫鱼和肉汤，以及黄米饭和米酒，蔬菜和水果则不宜摆上桌面。新郎和新娘同碗吃饭，同杯喝酒，以示亲热，正所谓“爱从口入，情由胃生”。

酒足饭饱以后，天色已晚，新人准备就寝。新房的卧室里设有大帐，帐内的榻上铺着席子，女仆把枕头摆在榻的南侧，新郎应躺在东侧，新娘应躺在西侧，头冲南，脚冲北，正所谓“男左女右”。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新郎袁隗和新娘马伦躺进大帐内的被窝里之后，在帐外听众的密切关注之下，展开了这样一场严肃的对话：

袁隗首先开口：“女人啊，出嫁的时候，准备好打扫卫生用的笤帚和簸箕，不就可以了嘛，何必带这么多金银珠宝来呢？”

马伦回答：“父母过爱，送来如许多的嫁妆，我不敢拒绝。先生如果仰慕高士鲍宣和梁鸿的风格，那么我也乐意向古代的贤女少君和孟光学习。”

袁隗又问道：“南郡太守先生的学问比泰山还高，比东海还深，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据我所闻，凡是他老人家为官之地，都盛传他有些经济问题，这又是什么缘故呀？”

马伦回答：“孔子身为大圣人，不免受到武叔的诋毁；子路本是贤士，依然遭遇伯寮的诬告。家父在社会上名誉不佳，也在情理之中。”

袁隗仍旧不依不饶：“我们男人娶妻有规矩，只要兄长尚未结婚，弟弟就不能定亲，否则便会沦为笑柄。但是我听说，你姐姐尚未出嫁，今天这交杯酒，你喝起来滋味如何啊？”

马伦回答：“我姐姐品性高洁，对配偶的要求比较高。不像我，随便找个男人混日子，也就知足了。”

终于，帐内安静下来，而在帐外旁听的袁家成员个个都羞惭得涨红了脸。

原来，马家送来了大笔嫁妆，远远超过袁家的聘礼，袁汤听说后感到很不快。又听到社会上关于马融贪污**的传言，他更加担心袁家通过联姻参予分赃，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他让儿子在新婚之夜质问新娘，也好给马家来一个下马威。

作为名门之女，马伦对此早有准备。马融的老师班昭著有七篇《女诫》，提出七条新婚妇女守则，是后世中国大家闺秀的必读书。书中，班昭提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条“妇行”，更是影响深远。作为班昭的得意门生，马融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部里程碑式的名著，并用以教授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马伦天性聪颖，将《女诫》背得滚瓜烂熟，深明对待丈夫要不卑不亢的妻道，被蔡邕誉为“幼从师氏四礼之教，早达窈窕德象之仪……聪明达乎中外，隐括及乎无方”，应对袁隗的提问自然胸有成竹。

婚礼的次日清晨，新娘要准备好包括红枣和栗子(这在现代人的婚礼上肯定难得一见)在内的一篮子水果，到东厢房去拜见昨天未曾谋面的公公和公婆，正所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袁汤夫妇接受新娘的水果，大家一同吃早饭，也就等于宣布承认新娘为此家庭的临时成员。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恐怕是为了避免出现公婆对此前尚未谋面的儿媳不满意，在婚礼上要求退婚的尴尬情况出现。等到新婚之夜过去，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再加上吃了儿媳带来的水果，公婆嘴里甜丝丝的，也就不得不表现得和蔼一些。

全家人共进早餐以后，婚礼就此暂时告一段落，为期三个月的试婚生活也就此开始。三天之内，男方家庭内不会奏乐，以示期待新娘早日怀孕。三个月试婚期内，如果新娘与夫家成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或是突然死亡，甚至只是没有怀孕，试婚都可能算作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新娘不能进夫家的祖庙参加“庙见”仪式，不能入家谱，也就不能“转正”为夫家的正式成员。反之，她便可以成为丈夫的正式妻子了。毕竟，在古典时期，生育能力被认为是妇女首要的职责和最大的美德。

显然，马伦成功地通过了袁家成员在三个月试婚期内对自己的种种考察。从此以后，袁隗、马伦这对夫妇将会度过近半个世纪和谐美满的模范家庭生活，并生育有二个儿子，取名袁懿达和袁仁达。此外，袁隗还有一个儿子叫袁满来，15虚岁时病逝。公元190年，董卓处死袁隗及其三个儿子，可见袁隗前后共生有至少4个儿子。

按照袁隗在新婚之夜的说法，他的两个哥哥——袁成和袁逢——都已经先他结婚。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婚礼过程也应与此相似。所以至此为止，袁汤的三个儿子都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他理应心满意足，只等着孙子们的降生了。此外，袁汤还想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完成袁家“三世三公”的伟业。他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如愿以偿吗？

第二节帝国危机：2世纪中叶的东汉政局

汉和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等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东汉帝国拥有了空前辽阔的版图。也许是老子过于利害，和帝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不仅外患频仍，而且几乎都是短命鬼。于是，在“尊尊亲亲”的儒家思想指导下，外戚开始掌握政坛主导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的肥皂剧。袁汤父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

“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汉顺帝刘保(《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袁汤父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这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汉和帝时期的东汉帝国已经拥有了唐太宗之前无与伦比的广阔版图。然而，它也必须为自己的过度扩张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遭到东汉官吏的欺侮，原本主动请求亲附的羌人群起暴~动。羌人的武器极为落后，人数也居明显劣势，但依靠自商朝以来便享誉东亚的勇气，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汉军。战端一起就是几十年，每年都消耗着东汉国库数以亿计的巨额军费，而且毫无停息的迹象。北方的鲜卑人在兼并了北匈奴的人民和土地之后，也开始日益频繁地骚扰东汉帝国的边境。

与边患频仍同时，东汉帝国的内部矛盾同样迅速激化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外朝与中朝(又称内朝)之争、外戚与宦官之争，和农民的大量破产。

按照与皇帝关系的不同，东汉帝国政府被划分为外朝与中朝两部分。外朝由层层筛选、任期有限的官吏组成，中朝则主要由世袭的皇亲国戚和任职终身的宦官组成。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设立超越相权的大将军职位，赐予自己的外戚卫青，并加强以尚书台为主的皇帝私人幕僚集团，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又增设位在三公之上、号称“上公”的太师、太傅、太保，从礼法上限制三公的实权。这类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制度，但保留太傅和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丧失了“大”字头衔的东汉“三公”，权力较以往更受限制。原本，司徒掌管民政，司空掌管经济和监察，而如今行政权、财务权与监察权已被尚书台与御史台瓜分殆尽；太尉原本掌管军事，而兵权实在大将军手中。东汉时期，无论是太傅，还是三公，都只有在兼职“录尚书事”之后，才能参予整个中枢决策过程。但是，外朝成员的文化素质更高，社会脉络更多，又负责挑选和推荐下级官吏(即所谓“选举”)，因此他们竞相施展政治智能，与中朝争权夺利，而且卓有成效。

中外朝权力之争，贯串着整个东汉帝国的历史。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还不忘告诫后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里的“宫中”，即中朝；“府中”，即外朝。中外朝相争的局面，本来是汉朝皇帝们精心设计，肯定也乐于看到的。但如果两派斗争过于激烈，连皇权也无法加以有效控制，任其恶性发展，最终便会损害到整个帝国的利益。

导致中外朝相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汉代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汉朝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儒学的时期，统治者事无大小，定要引经据典，在儒家圣贤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理论依据。受儒家思想熏染，汉代的人事制度遵循孔子崇尚的“仁义”准则，讲究“亲、贤并举”。按照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记载，“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也就是说，在人事制度范畴内，“仁”等于用人唯亲，“义”等于用人唯贤。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说，鲁国“尊尊亲亲”，用人唯亲，国家虽难以富强，但朝代可以长久；齐国“举贤而上功”，用人唯贤，国家可以迅速富强，但朝代必然迅速更替。秦始皇见诸侯用人唯亲，国家衰弱，便坚持用人唯贤，自己贵为天子，而亲属若无功勋，也只能做平民，结果秦朝很快灭亡。汉高祖、汉文帝和贾谊等人总结前代经验，“以霸、王道杂之”，仁、义兼施，亲、贤并举，实行“世袭贵族分封制”和“郡县官僚考核制”共存的“一国两制”。西汉初期由于政权不稳定，所以政策倾向于“尊尊亲亲”，导致诸侯王坐大。汉景帝和汉武帝打击旧贵族，但并不消灭分封制，而是采取抑制的办法，在“仁”与“义”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点，终于迎来盛世。

但“尊”的对象不光是父亲，还有母亲；“亲”的对象也不光是兄弟子女，还有妻子的家族，即外戚。西汉后期外戚坐大，无形中令“仁”又压倒了“义”，结果导致王莽篡位。光武帝并未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东汉一朝，“仁”高于“义”，“尊亲”重于“上贤”的风气始终未能改变，结果导致以外戚和宦官为核心的中朝长期保持压倒性的强势地位，而帝国则逐步走向衰败。

由于有皇帝的偏袒，加上制度上的优势，在中、外朝相争中，中朝往往能够占据上风。到了东汉中叶，一批少年皇帝连续登场，更标志着中朝的大获全胜。但是，小皇帝总有一天要成年，随即对曾经拿他当傀儡耍的中朝大员们发动报复。东汉的第一位小皇帝——即位时年方10虚岁的汉和帝刘肇，便在14虚岁那年联合两位兄长——废太子刘庆和千乘王刘伉，以及几名宦官，突然发动政变，逼迫北匈奴的征服者、大将军窦宪自杀。汉和帝从此大权独揽，宦官的地位从此突飞猛进，外戚和宦官之间的长期权力斗争也从此展开。

严格地讲，外戚和宦官都属于中朝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属于内讧。所以，外朝官员既鄙视外戚和宦官，又乐于为它们之间的争斗推波助澜。东汉一朝的外戚领袖往往是皇太后的父亲或兄弟，他们通常都出任大将军，也兼任中朝集团的领袖。不过，以中常侍和黄门为首的宦官集团在皇帝的支持下，迟早会挑战大将军的权威。相对来说，宦官的立场更接近于皇室，外戚的立场更接近于外朝。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一种极为复杂、而又极其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发展成一种东汉式的宫廷肥皂剧：

皇帝驾崩→以皇后和大将军为首的外戚联合宦官，册立小皇帝→外戚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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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从宦官手中夺回权力小皇帝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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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册立新皇后，建立新外戚集团←宦官专权←皇帝联合宦官打击外戚，杀大将军全家

造成这种肥皂剧重复上演的直接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大多数的东汉皇帝活得太短，往往在太子还年幼、甚至尚未出世前，便不明不白地驾崩了，从而使得外戚和宦官有册立小皇帝的机会。可想而知，多数东汉皇帝的死亡原因都不太正常，这不能归罪于个别官员道德败坏，而是由东汉帝国的制度决定的。

当皇亲国戚和朝廷大员们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中时，民生问题自然就很容易被忽视。公元2世纪是一个全球气温变冷的时代，世界各地的粮食产量都受到严重影响，东亚地区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地震、洪水、旱灾、蝗虫接踵而至，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生活质量急遽下降，几乎每年都产生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灾民。由于深陷汉羌战争的泥潭，各级权贵们又巧取豪夺，帝国政府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和经费来赈灾。因为职责所系，外朝官员更容易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也比较接触到下层民众，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也就更会义愤填膺，对中朝领袖热衷于册立小皇帝的自私举动嗤之以鼻，但有勇气敢于公开唱反调的官员并不多。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汉帝国，就这样喝着自酿的慢性毒酒，在百病缠身中缓慢而又绝望地走向衰亡。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都悲剧性地集中体现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内。这个年号虽然很吉祥，却不能给行将没落的东汉帝国带来一丝一毫的健康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