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李世民兵败径州

评价：中级黑

时间：2009年12月18日来源：进入论坛点击数：101我要评论【收藏】

提要：唐军打下长安后四面是敌。其他地方都打胜仗唯有西线吃紧。李世民带着窃取的平阳公主军队战薛举，连吃败仗。太子建成不得不弃大好机会，停止对洛阳进攻，回师将刘文静等交给李世民以救西线战局。王世充得苟延三年，国家人民都得多受重大损失。即使如此李世民仍惨败，刘文静等当了替罪羊。刘文静死,李世民是最大的嫌疑犯。薛秦内溃使李世民得以成功，此前始终胆小如鼠。唐秦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得利的是地主阶级。战祸所及唐区人口损失惨重，陇西凋敝，李世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竟还吹出大败薛举问天子有降事否的神话来。

武德元年（公元617年）七月李世民兵败泾州不算新话题了，好早有人意识到了。《旧唐·高祖本纪》承认“秋七月……秦王与薛举战于泾州，我师败绩。”李世民纪亦称“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旧唐》是唐遗老所写，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给李世民抹黑，只可能尽量淡化李世民的责任和损失。在旧传中就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了。《薛举传》说：

太宗（李世民）又率众击之，军次高墌城，度其粮少，意在速战，乃命深沟坚壁，以老其师。未及与战，会太宗不豫，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墌西南，恃众不设备，为举兵掩乘其后。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死者十看，当是李世民部下。义宁元年十二月已与李世民一起去战薛举。在后来除刘世让外，萧瑀、窦轨、窦璡、李安远都党于李世民。《旧唐·刘文静传·李安远附传》闭口不谈李安远败没。就是李安远党于李世民，要为李世民掩盖败绩。

可是义宁元年十二月，不光刘世让，姜謩、窦轨、都先后打了败仗。窦轨引还，刘世让为薛举虏。（见《通鉴》）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打败仗，就是李世民打败仗罗！新旧本纪均不提及。刘世让有兵二万，打的不是毁灭性的大败仗，但也不能算是小败仗了。

可李世民居然捏造出义宁元年十二月癸巳，击薛仁杲（《通鉴》为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薛举大惧，问其群臣：“自古天子有降事乎？”的神话来。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首先薛举那时根本不是“天子”。而是称西秦霸王。《通鉴》考异承认，据《唐高祖实录》“武德元年四月（十七日）辛卯，举称尊号。”司马光明明知道薛举那时根本没称皇帝，称皇帝是第二年隋炀帝死后的事。三月隋炀帝死，消息传到陇西，四月十七日薛举就称帝。既然义宁元年十二月，薛举还不是皇帝，哪么可能有询问“天子有降事乎？”？

所谓义宁元年李世民大败薛举，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是李世民为了给自己贴金，掩盖败迹，尤其是冲淡武德元年七月之败捏造的。

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唐高祖实录》，当事人都在，在薛举称帝上不可能出这样大的差错。其他记载，如《唐书·薛举传》，所谓大业十三年秋七月，举僭号于兰州。完全是李世民党徒在事后，为了替李世民圆谎而再捏造。《唐高祖实录》李世民也看过。司马光不采纳《唐高祖实录》而采纳《举传》，也纯粹是从所谓问褚亮：“天子有降事乎？”的谎言倒推出来的。李世民放个屁也是香的？《高祖实录》日月明确，也正好在隋炀帝死后不久，合乎情理。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在这个日月上进行捏造。而所谓大业十三年七月称帝，不但没有明确日期，也没有炀帝之死那样的重要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替李世民圆谎。

《隋书·帝记》则称义宁元年“十二月癸末，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李世民）为元帅，击破之。”《隋书》号称魏征所撰，实际不但是众人合著，而且从避讳“世”、“民”两字可见，在李世民死后已被人篡改过。篡改者为了适应李世民的谎言，就说薛举十天前称了皇帝。最大的可能便是褚亮的儿子褚遂良。后来的新篡改者又觉得十天太促，又将时间移到七月。历史就像面团那样由着他们捏来捏去。

姜謩、窦璡、刘世让之败，正在所谓的李世民大破薛仁杲之后不久。刘世让败于扶风，也正是所谓的李世民大败薛举处，其受李世民指挥所败不言而喻了！《通鉴》紧接在丁酉萧瑀来降以后。丁酉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离所谓的大破薛仁杲仅四天。就算是该月底吧！十二月十七日以后义宁元年只剩下十三天了。如薛举真的败得要问“天子有降事乎？”还有能力大败窦轨、刘世让吗？刘世让有兵二万，不算多也不算少，薛举能先大败窦轨，紧接着又打得他与弟宝一起当了俘虏，这力量不算小了，薛举有必要问：“天子有降事乎？”吗？

总之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的又一谎言

《唐书·姜謩》称“轨轻敌，为举所败”把责任完全推在窦轨身上。是不是这样且不论。既然窦轨是轻敌，那么就应该“重敌”了。也就是薛举还有相当强的力量，那他会问“天子有降事乎？”吗？尤其是，薛举既已到了问降的地步，那不久以后——武德元年七月，他又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可把人多势众的唐军打得十死），城中人曰：“贼已去，可逾城入。”感命烧其门，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诈，遣步兵先还，自帅精兵为殿。俄而城上举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战于百里细川，唐军大败，感为仁果所擒。

李世民仍按兵不动。刘感兵败，离李世民第二次为元帅三十天。或许有人会说：“李世民既为元帅。李叔良或许就是他派去的。”但这样一来李叔良、刘感败，就应该是李世民败了。实际情况是，李世民已下了死命令：“敢言战者斩”。李叔良是作为泾州刺史救刘感的。

仁果复围泾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不如早降。”感许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馁，亡在朝夕，秦王（李世民）帅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优，勉之！”仁果怒，执感，于城旁埋之至膝，驰骑射之；至死，声色逾厉。叔良婴城固守，仅能自全。

从这儿可以看出，李世民与李叔良是两码事。就算以前这个叔叔是李世民部下，早已被薛仁杲分隔开来了。所以救刘感当是他自作主张。李叔良正眼巴巴地等李世民来救援。刘感死得令人感慨，对李世民抱着极大的希望。可这位“秦王”悠闲得很，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和李叔良被困，就是不来救。一直固守不出。不管刘感如何捐躯，将士如何苦守，他反正纹风不动。一直拖到十一月，又是一个半月。还下了死命令，连将士说战都不允许！

难道这能叫做什么奇谋良策吗？这简直就是无策！！！

长平王叔良，高祖从父弟也。……义宁中授左光禄大夫，封长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进爵为王。师镇泾州，以御薛举。举乃阳言食尽，引兵南去，遣高墌人伪以降。叔良遣骠骑刘感率众赴之，至百里细川，伏兵发，官军败绩，刘感没于阵。叔良大惧，出金以赐士卒。严为守备，泾州仅全。四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不提！光写他打败仗。可这次败仗能怪他吗？甚至他严守泾州，出金以赐士卒。这一无私行为之前，还要加一个“大惧”于以贬低。不少宗室都是如此。他武德四年抗击突厥牺牲，子孝协嗣，武德五年，封范阳郡王。李世民也不放过，篡弑上台后以属疏，例降封郇国公。《旧唐书》史臣说：“无私于物，物亦公焉。高祖才定中原，先封疏属，……论功行赏，即无私矣。”竟给高祖加了一个以私亲，而不以功行赏的罪名？！当然是受了李世民的影响。

安定长期处于薛举、薛仁杲的围困之中。刘感、李叔良能守孤城实在很不容易。安定被围不会是七月兵败的结果，一定要早得多。不能设想存粮只能维持一个多月，一定是围困数月了。正是靠他们“严为守备”，才“泾州仅全。”的。李世民拥重兵竟不顾他们死活。

李世民至高墌，坚壁不出。不应理解为李世民在高墌城内。高墌在薛仁杲手里。因此李世民当在寨中，或附近小城中。刘感之败，李世民就在附近，可他见死不救，眼睁睁看薛仁杲捕杀刘感。百里细川之败应该就是李世民之败。可他归罪于李叔良。

这就是李世民于高墌屯兵六十余日的真相！

据《旧唐·地理志》金城郡（兰州）、西平郡（鄯州）、天水郡（秦州）、浇河郡（廓州）均是武德二年平薛举所置。以此论，这些地方不是武德元年李世民所收得的。他十二月就去了陕东道。不过对于他最终打败薛仁杲我们不置疑义。但他究竟是怎么打败薛仁杲的呢？在此以前先得看看薛举军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和唐秦之战的性质。

（六）薛举薛仁杲的性质

薛举一般也被人们称作隋官割据。其实薛举不过金城府一校尉。翟让亦是东郡法曹。他起兵性质原本也是农民起义。据《旧唐·薛举传》：

大业末，陇西群盗蜂起，百姓饥馁，金城令郝瑗，募得数千人，使举讨捕。……举与其子仁杲及同谋者十三人，于座中劫瑗，矫称收捕反者，因发兵囚郡县官（注意着重号），开仓以赈贫乏。……有宗罗睺者，先聚党为群盗，至是帅众会之，封为义兴公，余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马，招集群盗，兵锋甚锐，所至皆下。

薛举成了陇西起义农民的凝聚中心，最先起义反隋的农民纷纷参加。不久以少胜多打败了隋将皇甫绾，可见士气高昂。

《旧唐》又称薛仁杲：

仁杲，举长子也，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然所至多杀人，纳其妻妾。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

这段描写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薛仁杲仇视富有的地主、官僚，代表了农民夺回劳动成果的要求。至于对他残忍的描写毫无价值。有一点可以肯定：劳动阶级起义对吸取他们血汗的敌人，固然有宽容的，有意气用事的，但不管如何，受他们打击，并且罪行累累的敌人，对他们总是要竭力描写成极端残忍的，并尽量夸大，尽量捏造。这儿“悉召富人倒悬之”就是大大夸大了。至少褚亮是豪门富户吧！不但没被倒悬，还被授以黄门侍郎。薛举亦是统一战线。旧官僚中如褚亮便是右翼，并博得李世民好感。现在有人认为薛举是隋官割据，大概这是其根据之一。实在我们也看不出褚亮究竟有什么好处。薛举死、薛仁杲兵败国亡，未见他褚亮有什么难过。所以薛秦究竟是打击面太宽，过分残忍，还是过分宽容，收揽了一批理应打击的地主、官僚，还难下结论。

《唐书·薛举传》把薛举军写得十分残酷：

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挞其下，见人不胜痛而宛转于地，则埋其足，才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

而据《唐书》本传，常达被俘后：

牵达以见于举。达词色抗厉，不为之屈。举指其妻谓达曰：“识皇后否？”达曰：“正是瘿老妪，何足可识！”竟释之。有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瞋目视之，贵怒，拔刀将斫达。人救之，获免。

据《通鉴》：

达见仁果，词色不屈，仁果壮而释之。奴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乎？”达曰：“汝逃死奴贼耳！”贵怒，欲杀之，人救之，获免。

即使薛仁杲，对顽敌还能壮而释之，而这顽敌才骂了自己的母亲。可见薛举军并非像写的那么残忍。刘弘基、李安远、常达等被俘，后来都回来了。倒是唐对秦俘，特别残忍，很多人后来都被杀。张贵欲杀常达有人救，薛仁杲也没杀常达。而张贵、薛仁杲被俘后都被杀，就没人救。或许有人救，而不被采纳。如唐军败了，一样会有人骂他们残忍的。成功的就是王，失败的就是寇！唐高祖杀阴、骨，及欲杀李靖，尚被认作公报私仇。

从张贵与常达的对话看，他们好像原本就认识。张贵问他：“你认识我吗？”倒像曾在常达那儿为奴，并受过欺压。李世民手下也确有常达、丘行恭这种极端仇视起义奴隶的奴隶主、地主代表。

但李世民所率军队中，何尚没有“奴贼”？《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中已说过，马三宝便是协助平阳公主起义的奴隶，此时亦正在李世民手下。《柴绍传·马三宝附传》称他从平薛仁杲，迁左骁卫将军。柴绍本人也跟李世民平薛举。马三宝功劳极大。他帮平阳公主起兵，说下何潘仁等四支农民军，军至七万。后来又有功绩。从柴绍击吐谷浑于岷州，先锋陷阵，斩其名王。完全有资格封国公，但只封了个县公。钱九陇也是奴隶。他原本在太子麾下，一直在东线作战。据本传，后来也从平薛仁杲——那是西线吃紧，太子军西援李世民。又战刘武周，以前后战功累授右武卫将军。后又参加擒窦建德，平王世充；从太子讨刘黑闼。累封郇国公，仍以本官为苑游将军。两人相差为什么那么大呢？唐高祖是很器重马三宝的。据本传：“尝从幸司竹，高祖顾谓三宝曰：‘是汝建英雄之处，卫青大不恶！’”——唯一的解答，就是他在李世民手下，受到了压制。而钱九陇在太子手下。当时在李世民手下，出身奴隶的还有樊兴。

从以上情况看，唐秦之战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

然而薛举军队虽然骁勇善战，但统一战线中矛盾重重。薛举或许尚能维持一定程度的团结。待薛举去世：“仁杲立于折墌城，与诸将帅素多有隙，及嗣位，众咸猜惧。郝瑗哭举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势日衰。”又：既然说薛仁杲对富人特别残忍，夺其财物。“举每诫之曰：‘汝智略纵横，足办我家事，而伤于苛虐，与物无恩，终当覆我宗社。’”这父子俩人的政策也不一样。

所谓的薛举问：“古来天子有降事否？”虽是谎言。多半是褚亮，或其儿子褚遂良为讨好李世民编的。但从所谓的褚亮回答：“昔越帝赵佗卒归汉祖，蜀主刘禅亦仕晋朝，近代萧琮，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可以看出，在他眼里，不但薛仁杲，而且薛举亦不是可事之主。他看中的是李世民。果然李世民与他臭味相投，“薛举僭号陇西，以亮为黄门侍郎，委之机务。及举灭，太宗闻亮名，深加礼接，因从容自陈。太宗大悦，赐物二百段、马四匹。从还京师，授秦王文学。”薛举对他并不错。但旧主死的死，败的败，他却毫无痛惜。立即投靠新主了。与郝瑗比实在是天上地下。

从此陇中地主、官僚、士族集团，与唐高祖统一战线中的右翼，关中地主、官僚、士族互相勾结，共同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

薛仁杲就是被他们搞垮的。以后他们又搞垮了唐高祖。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固然其领袖有责任。但地主阶级总是要挑起农民自相残杀的。如果以后有资料发掘出来，说开始最坚决主张攻唐的，正是褚亮，那我是一点也不会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