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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二十五章 找到工作 犹如新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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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人以群居。

第一节

人在社会上流浪就像野生动物一样,离群后失落在荒原上,久而久之便会感到寂寞和孤独,最终在难以生存的时候,只好再回到它的类群中。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社会上流浪了半年又回到人的群体中……

1963年6月29日中午,我们一群来自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籍贯的二十多个“盲流”,被兵团农八师八一联合加工厂劳资科的姚助理员和保卫科的杨干事带着离开了“收容所”,顺着戈壁滩上的小道向石河子市走去。

我们这些来自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盲流”,有出身学生、农民、市民的,甚至还有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少数的退伍军人。不知他们在老家是什么原因,千里迢迢跑到新疆变为“盲流”,最后也在石河子被“收容”,成了这次用人单位的招收对象。

当时,我们还自以为在收容所里能被农八师联合加工厂招去工作,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从而结束了在社会上的流浪,解决了工作和吃饭问题,在此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

过了“经管处”左转向西,我们踏上了一条宽敞平坦的石子路,杨干事跟在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后面,姚助理员带着几个年龄较大的如:姜胖子,一撮毛、王空军和李海军(他们二人在“收容所”里都自称是转业战士)等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姚助理员边走边向大家介绍说:“石河子是新疆生产建成设兵团最早的建设基地,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经过老一辈军垦战士十余年的艰苦创业,才有了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他用手依次指着路南边的单位――由东向西是木工厂、汽二团、机械厂、毛纺厂、供电所,直至西边的十字路口,向北还有联合加工厂、造纸厂、糖厂、棉纺厂等厂子。但是这些单位名字的前面大多冠上了“八一”二字,以示“兵团”军队的建制。

从城东走到城西用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石河子市占地面积之大,大到让我们感到吃惊!路边的参天白杨,弯曲黑榆,婆娑细柳接连不断,茂盛成荫使我们为之欣慰。

农八师八一联合加工厂位于石河子市西三路的南段,它的南面便是供电所。

我们在姚助理员和杨干事的带领下,走进一个门头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八师八一联合加工厂”名称具有二十九个字的单位。当初在我刚进入新疆,来到这片既广茅而又荒凉的陌生之地,钱粮(票)将尽,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几乎沦为乞丐的时候,就是这个具有二十九个字名称的单位收留了我。虽然当时它的本意不是同情我的困境,而是单位需用年轻劳动力我才被招用。在此干搬运工作,劳累筋骨,汗流浃背,吃了许多苦头,度过了我七八年宝贵的青春年华,体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甚至在此还遭到了少数人的歧视和不公。但毕竟是在我刚流落到新疆,身陷绝境,无法生存的时候,是它收留了我,给了我户口和工作,使我犹如新生,从一个“盲流”(黑人黑户)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对此,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是为之感激的!

当时进了大院,姚助理员让我们在一个新盖的礼堂门前的篮球场边林带中休息。然后他到食堂会计室里给我们取来了饭票和菜票,每人发了一个月的饭票和八块钱的菜票(从下个月工资里扣除)。

我们非常高兴,总算找到了一个有人管饭的地方。

此时,食堂已经开饭,我们也像其他工人一样拿着饭票和菜票来到食堂售饭窗口排队买饭,然后端着饭回到篮球场的林带边吃。一些不知情的过路人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有的驻足观看,有的指指点点,还有的说我们是从口内跑来的“灾民”。我们一群“盲流”对此全然不管,任其他们说三道四,各人只顾狼吞虎咽地吃饭。

午饭后两点钟,劳资科的姚助理员把我们交给厂库房搬运排的一个中等个子,又黑又胖,甘肃口音很重的张建林排长。他又喊来了四个班长,将我们进行“瓜分”编班,随后带着我们到总务科库房去领被褥及安排住宿的地方。

总务科库房,实际上是锅炉西边的一个只盖了四层框架的楼房,孤单单的像一个还未竣工高耸的炮楼一样,底层大门紧锁,一二楼的窗口全用红砖堵死,三四楼的窗口任其洞开。据说它原是给二车间盖的榨油房,不知为何而停建,后被改作总务科的临时库房。

我们在楼下等了半个小时,只见一个个子不高,身材干瘦,甘肃口音很浓,名叫李云的总务科长来到库房门前,打开大门,爬上四楼从窗洞探出脑袋来高喊:“哦(我)在这瘩(里)念劳资科开的名单发东西,你们在哈(下)面接,一个挨一个地发,不要搞错!”于是就听上面喊到:“柴万友、鲁守义、潘云、蔡晓、韩长宣、顾体忠、张虎、郭瑜……”他按照劳资科开出的名单每念到一个人的名字,便从十几米高的四楼窗口掷出一床网套(棉絮),一条棉毯,一个被面,一个被里和一个装满棉籽壳的枕芯,被念到名字的人在下面慌忙上前伸出双手去接来不及接的便纷纷落地,然后自己捡起。最后李科长在楼上喊:“所需费用从你们以后的工资中扣除。”

发完铺盖,我们每人抱着东西由张排长带着,来到西边相距不远新盖的四车间工房(金工车间),里面空空当当的,还没有开始使用便安置我们住宿。在宽大的工房前后墙两边,用木板搭成两排三、四十米长的通铺,这里就成了我们二十多个及第二天厂里又从“收容所”招来的十几个“盲流”,总共有四十多人的临时工住处。

一时间,这个大工房竟然变成了一个来自天南地北,说话南腔北调,衣着习俗各异的一群“盲流”的宿舍。里面喧哗声,吵闹声接连不断,有人竟然开始玩牌,吞云吐雾地抽起烟来,弄得宿舍里乌烟瘴气。

下午五时许,突然在进门的西侧,一个姓蔡的四川小伙子和一个三十来岁姓韩的河南青年为争一点通铺的位置而吵骂,乃至撕打起来。

“老子操你先人板板?!”

“我X你娘的”

二人你揪住我的头发,我卡住你的脖子扭打成一团,边打边骂,从铺上滚打到地上仍不松手,而两边又各有老乡在助威呐喊:

“打打打,打死他个龟儿子。”

“他奶奶的,咱给他没个完。”

双方气势汹汹,火药味儿很浓,大有闹个鱼死网破的架式。

此时,大伙怕把事情闹大影响不好,纷纷上前劝阻,才制止了这场纠纷。

事后我对此事很有感触,大家由收容所里来到工厂还不到一天,暂时有了一个栖身之地,还没吃上两顿饱饭就精神十足的为了一点得失而争执不休,甚至要恶言相加大打出手,无疑暴露了人与人“窝里斗”的习性……

到了傍晚,因为下午的一场纠纷闹得大家不快,工房里相对有些平静。我的铺处在北墙西端最里面的一个角落,因距大门较远,出入多有不便,有人不愿在此睡觉,我倒落得一点清静。

晚饭后,多数人到外面去玩或逛商店,我没事坐在临时搭建的铺上看书,没想到厂里保卫科杨桂林干事竟然跑到我们的临时宿舍来看我,于是我赶忙让坐。

他说他是安徽安庆人,1959年初中毕业支边来到新疆,被分配到石河子农八师八一联合加工厂工作,现已有四年了。今天上午他随劳资科姚助理员一起去收容所招人的时候,他看我出身学生年纪轻轻,又是同乡就建议姚将我收下。对此我表示感谢。

他在此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告辞离去。在我送他走出大门外的时候,他还叮咛我在此把工作干好,争取转正。没想到第二年的春天,他竟调到甘肃酒泉新建的农业师去了。

杨干事走后不大一会,下午我刚分到搬运排三班的老乡宋明亮也来看我了。他和杨同为安徽支边青年,安徽蒙城县人,现和我同在一个班,念老乡之情,见我鞋衣破旧,他拿来一件八成新的白衬衣和一双旧球鞋送给我。

我再三谢绝,宋竟有些不快。最后实在是因为我脚上的布鞋已经烂得前面是“五龙”抓地,后面是“鸭蛋”出气的程度了,我便收下了他的一双鞋子,以作上班干活之用。

我流浪到新疆落魄西域,在石河子“收容所”被联合加工厂招用,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十分孤单的时候,当天晚上竟有两位老乡诚心诚意地来看我,使我非常感动,大有它乡遇知已,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多日流浪,四处颠簸,终于有了一处归宿。当天晚上,我躺在床铺垫得很薄,身下梆硬的木板上,思前想后总是睡不着。旁边在白天相互争吵不休的“盲流”大都进入了梦乡,鼾声如雷,有的还在断断续续地说着梦话。此时我心里仍旧有种小知识分子多愁善感的忧虑,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还会再出现不测吗?这些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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