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驮跋陀罗（359年-429年），佛教高僧，佛经翻译家，梵名Buddhabhadra，简称佛驮跋陀，意译“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

佛驮跋陀罗，他原是释迦族甘露饭王的后裔，住劫比罗伐窣堵（Kapilavastu），因祖父在北天竺一带经商，迁居出来。五岁时，父母相继病故，寄养于舅家。十七岁出家，在诵经时显出异常的聪明，一天读完他人需要一个月的功课。受了具足戒后，更加勤学，博通经典，以精于禅定和戒律出名。其后去罽宾，跟当时大禅师佛大先进修；在那里遇中国僧人智严。智严请他到中国弘法。这正符合他的夙愿。他俩在旅途中历尽艰难，先走雪山，继改走海道，辗转三年，才到达中国青州东莱郡（今山东掖县）。晋义熙四年（408），他俩听说鸠摩罗什在长安，就前去拜见。住长安宫寺（一称齐公寺），初和罗什相处甚好。在学问上，他们互有切磋，发挥奥义。但他们的学风不同，师承渊源也各异。罗什专弘经教，特别是龙树一派的大乘学说，深得姚秦统治者姚兴的信任。罗什和门下两千多人，出入宫廷，声势显赫。佛驮跋陀罗谨守声闻乘上座部的教学规模，修禅习定，聚徒数百人（象智严、宝云、慧观等有名人物都在内），甘于淡泊，不喜繁华。罗什也传授禅法，不过只介绍了上座部旧师各家禅要，还没有很好的组织；而佛驮跋陀罗的禅法自始一脉相承，保持了它的纯洁性（关于佛驮跋陀罗的师承，僧佑曾作介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由于这些分歧，发生了隔阂。义熙七年（411），佛驮跋陀罗偶然说了一些自炫神异的话头，便掀起了风波。当时罗什门下僧睿、道恒等指责佛驮跋陀罗犯了妄语戒，借着群众的势力，逼他离开关中。佛驮跋陀罗的门徒一时感到威胁，几乎全部都散了，只剩下慧观等四十余人随侍南去庐山。那时慧远住在山中，早就听到佛驮跋陀罗的名声，他们见面后都异常欢喜。慧远又了解到佛驮跋陀罗被逐的不合情理，特为他给姚兴和关中僧众写信，替他解释并要求取消了判他为犯戒的处分。

佛驮跋陀罗在庐山为慧远译出了有关修禅的专著《修行方便禅经》二卷，这对慧远的修持给予很大帮助。佛驮跋陀罗的志愿是要往各处弘化，一年后，义熙八年（412）秋，他便离开庐山西游，到了荆州，受到当时逗留此地的太尉刘裕的尊敬。不久（义熙九年即413春间）他随刘裕去扬都（今南京），住道场寺（在南京中华门外，一称斗场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司空寺）。他仪表质朴有涵养，深受当地僧众钦佩。

佛驮跋陀到扬都后，依旧传习禅法；所住道场寺，一时成了“禅师窟”。不久，法显游历印度归来，他们开始合作，从义熙十二年到十四年（416-418），先后翻译了法显携归的梵本经律《大般泥洹经》六卷，《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杂藏经》一卷。他积累了许多翻译经验，到义熙十四年（418）受孟顗、褚叔度的启请和沙门法业、慧严等一百余人于三年中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五十卷（后来改分六十卷，称为六十《华严》）。这一大部经典的梵本有三万六千偈，原来是西晋沙门支法领从西域于阗取回来的，一向无人翻译。直到佛驮跋陀罗才完成这一大译事（罗什先翻了《华严经》中的《十住品》，佛驮跋陀罗译本就完全采用它的译文；其余各品和它配合，当然也受到了罗什译文风格的影响）。大体上斟酌文义，符合原本的意旨。这部经文对后来佛教义学的发展影响很大。翻译地也以“华严堂”为名以示纪念。佛驮跋陀罗于刘宋元嘉六年（429）圆寂，年七十一岁。

佛驮跋陀罗的翻译除了以上七种外，现存的还有：《出生无量门持经》一卷、《大方等如来藏经》一卷、《文殊师利发愿经》一卷、《观佛三昧海经》八卷。此外有缺本一种，《净六波罗蜜经》一卷。佛驮跋陀罗所译总计十二部，一百一十三卷（《高僧传》说他译经十五种，一百一十七卷，计算有误。又《开元释教录》刊定他的译本里有《新无量寿经》二卷，即宝云译本的重复记载；《方便心论》一卷，即《修行方便禅经》的误传；《过去因果经》一卷，出处有疑；都不计入）。

佛驮跋陀罗的翻译虽有多方面，但他专精禅法。据慧远《禅经总序》载，佛驮跋陀罗曾译达摩多罗和佛大先两家的法门，现存《禅经》仅介绍了佛大先的渐修一法。这就是从二甘露门（数息和不净观）方便、胜进两道各别的退、住、升、进，决定四分开始，进而观界，修四无量，观蕴、处，以至畅明缘起，达到禅定的成就。至于达摩多罗禅观的详细内容已无可考（后人仍称佛驮跋陀罗译本为达摩多罗禅经）。又佛大先所传禅法次第本属上座部瑜伽师地（旧译修行道地）一类，从安世高以来已传入中国。到了佛大先，更推进一步，“搜集经要，劝发大乘”而接近了大乘瑜伽系。佛驮跋陀罗的传译为稍后的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这在中国佛教义学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