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颈间挂着一个冰凉的十字架，是从那个被绑架的年轻人脖子上扯下来的，据说佩戴被杀者的首饰会使鬼魂不敢相侵。我把十字架从颈间取下仔细端详，耶稣一脸痛苦地伸展着双臂，他连自己都保不了，被人钉上了十字架。这个小小的黄金挂件真能保佑我吗？我不知道，但在万米高空我没有别的凭依，只能一路紧攥着十字架飞过太平洋。

洪都拉斯那种国家也能算是外国？中国老百姓一直以为外国都是洋房汽车，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让他们来看看，洪都拉斯的首都比我们的县城好不到哪儿去，街上走的都是披着麻袋片的乡下人，大街小巷里的汽车锈迹斑斑，目光呆滞的男人女人坐在破败的房子前面，满天的苍蝇，野狗在街上乱蹿。到处是一派破旧衰败的气息。最受不了的是食物，一盘黄色糨糊般的东西端上桌来，面饼包着黑豆、黄豆及不知名堂的酱汁，一闻就倒了胃口，这明明是猪食，哪是给人吃的？我拒绝碰那些玉米面塔可、勃里多之类的食物，找不到中国餐馆我情愿饿肚子。

从洪都拉斯一路到墨西哥是我此生最为消沉的日子，全然没有心思游山玩水，吃不好还是小事，主要是心境坏透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现在真的是有家回不得了，孤魂野鬼一个。还没有踏上美国土地，身心都已经在抗拒了。好像那里不是一片人人向往的乐土，而是一只血盆大口的猛兽，虎视眈眈地等我自己送上门去，然后把我一口吞下。当初真是昏了头，也不知美国好在什么地方，听了歪嘴的馊主意，急匆匆地就奔着来了。现在可好，不但花钱买罪受，还弄成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我们坐着老掉牙的巴士从南到北穿过墨西哥，天热得要死，公路上尘土满天。这个国家就像一部老电影，从头到尾灰蒙蒙的，荒凉的乡村，低矮的泥舍贴在地上。城市又大又破旧，老式的有轨电车穿过臭烘烘的贫民窟，到处都是乞丐，大批破衣烂衫的穷人，一群群地聚在街角等活儿干，赚几个糊口的小钱。带团的说让我们开开眼界，特地带我们去有钱人在海边的观光区，一幢幢洋房小楼，红色的瓦，雪白的围墙，草坪上鲜花盛开，像是另一个世界。在观光区，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金头发的美国人，花衬衫，大幅的墨镜，摊手摊脚地坐在遮阳伞下，啜饮着冰冻啤酒，坐在餐馆里享受牛排龙虾，由毕恭毕敬的墨西哥人侍候着。美国人男男女女脸上都写着天生高人一等，举手投足间骄横都溢了出来。连笑起来都跟别人不同，一种自信又藐视一切的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和粉红色的牙垠。我第一眼看见他们，就有又羡慕又痛恨的矛盾感觉。

最后到了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的提旺那住了下来，蛇头是个越南华侨，姓潘，我们叫他潘头，在柬埔寨打过仗，人黑瘦精明，在这条线上跑了很多年。他说近来美国对边境偷渡防得很紧，以前能够进入的通道都修起了高高的围墙，有巡逻队把守。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等，也许过一阵子，边境防备会松动点；二是绕道从荒无人迹的深山野岭摸进去，再长途跋涉到凤凰城等大城市。这种行程要自带干粮和食水，见山爬山，遇水游水；艰苦、劳累不说，还有酷热、脱水、毒蛇、迷路等着你，每次都有人死在途中。潘头说：“我收了你们的钱，就要保证你们活着进美国，去送命可就太不值得了。”

没办法，只有等了。

等得人百无聊赖，等得人心焦气躁，等得人只想闹事寻衅。

提旺那是个离圣地亚哥一百英里的边境城市。圣地亚哥是个军港，一到周末，大群的水兵就会换上便装来提旺那寻欢作乐，进出边境的关卡前车辆排起长队，提旺那的集市餐馆灯火通明，酒吧里人满为患。如果是假节日，车辆更是像蝗虫一样，在关卡前的十号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

我和臧建明闲得无聊，逛遍了提旺那的大街小巷，在豪华的餐馆后门有饥饿的汉子在垃圾桶里翻拣残羹剩饭；肮脏精瘦的男孩子在窄窄的街道上踢足球；在脱衣舞酒吧的表演间歇中，舞女匆匆忙忙地喂没断奶的孩子；狗在巷子里嚎叫，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在路边的破房子里出卖自己；毒品贩子在昏暗的街头向游客兜售大麻和可卡因；而脏兮兮的半大孩子光着脚，挤在等候过关的汽车长龙边为驾车人擦洗挡风玻璃，赚取二毛五分钱的美金。

走半个小时就能到边境。关卡那边，就是被人喻为天堂的美国土地，遍地钞票，弯腰就能捡个金元宝。所以人人都像苍蝇叮臭肉似的往这儿挤。

关卡像个大唧筒，汽车洪流井然有序，一吞一吐，一进一出。

关卡上的官员看起来忙昏了头，大部分车辆过关时他们只是匆匆一瞥，连腰都不弯一下就挥手放行。在上万辆汽车排出的废气中，官员们脸上写满了疲倦、漠然、漫不经心……

突然，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一闪，我一下怔住了，想了想，拔脚就往回跑。

找到潘头谈了我的设想，他拼命摇头：“你太异想天开了，边境这么容易闯？美国警察都是吃素的？

“我当然知道美国警察所受的训练是最全面的，装备是世界上最精良的；但是，俗话说‘百密总有一疏’。这事听起来玄，其实非常现实可行。你我都打过仗，知道什么叫见缝插针，知道什么是出其不意，而且这种出其不意只能来上一次，如果别人也想到这个点子，那我们就没有机会了，还得在这个鬼地方待下去。”

潘头还在犹豫不决，说这可从来没人做过，可不敢保证能成。

我说正因为从来没人做过，第一次尝试的人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第二次再试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五的机会，第三次试的人连百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你愿意在这儿待下去？黑豆塔可还没有吃够？

潘头有点被我说动了，说可以去试试。

我说不能是“试试”，必须在计划执行前安排好每一个步骤，连最不可能的情况都要预想到，一套方案如果不行，必须有备用的第二套、第三套执行方案，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我们密密地筹划了两个礼拜，从选择日期、时间、路线、行动的人数、接应的人手，一直到美国境内的落脚点、联系人、掩护的车辆，连万一被拘时的辩护律师的电话号码都写在袖口上，全部计划巨细无遗地检查了好几遍。最后把行动日期定在美国国庆节的前一天，七月三日。

七月三日那天是星期五，我们二十多人聚集在边界处，看起来像是等人或闲逛的，关卡前的过境车辆排起了长队。突然，从美国过墨西哥关卡的一辆老卡车，猛地撞在前面一辆敞篷车的车尾上，尾灯和防撞杆被撞得七歪八扭，稀里哗啦散了一地。敞篷车的司机是个小伙子，带了女友去墨西哥度假。当他从被撞后的晕眩中清醒过来时，马上下车去查看车子受伤的情形，看到爱车被撞得惨不忍睹，火气不打一处来；再看闯祸的司机，是个笨头笨脑的阿米哥，二人语言不通，阿米哥也没有行车保险。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小伙子又气恼又心疼，只会破口大骂“****”，阿米哥偏偏听得懂这个词，二人在路当中大吵起来。

关卡前的车龙被堵在那里，交通事故的双方各不相让，官员们也走出哨卡来排解纠纷。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二十多人看准这个时机，拔腿冲进车阵之中，逆着迎面而来的汽车往美国境内奔去。

路上的驾车人和关卡上的官员全傻了眼，我们跑了二十分钟都没人来追，我看到早就安排好、停在公路另一边的接应面包车，就和臧建明翻过公路中间的屏障，拉开车门跳了上去。

司机急速地挂上排挡离去，很快地就汇入车流之中。我不断地向后面张望，并不见有警车追来。一小时之后，面包车已经接近圣地亚哥，我的心才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