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的面孔越来越大，连对面敌兵脸上的麻子都开始清晰可见，在那一瞬间阿尔斯楞突然产生了一丝犹豫——是亲手将这个可恶的麻子砍死还是让给身边的人来做？还没等他想清楚是否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敌阵中嗖的一声飞出数枝长箭贯穿了他的身体。

阿尔斯楞倒下的时候被马镫带的在空中翻了整整一圈，在那一瞬间他忽然明白了这几个小兵惊愕的原因——整个骑兵千人队只有他一个人冲了过来。眯眯噔噔的，他隐约想起了出发时小王爷的确嘱咐过他什么，但他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是老王爷的两张嘴唇在不停地开合，到底说些什么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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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阵形已经开始溃散，不过李俊的脑子却没有任何倦怠的意思。骑兵在战场上有着巨大威力，有冷兵器时代的坦克之称——当然李俊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坦克的，可以说是步兵的天敌，任意一个骑兵冲入步兵阵中都会造成巨大的伤亡。己方在山东的根基不稳，短期内补充兵员的主要方式就是收编俘虏来的敌军士兵，这显然不是怎么好的法子，部队的战斗力会因为这些严重缺乏组织和纪律的兵油子急剧降低，所以李俊不愿意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付出任何不必要的损失，严令部队一定要保持阵形缓缓前进。

这个命令看似稳重安全，但战后讨论时却被认定为绝对的错误，因为对方重骑兵刚刚遭受炮击的时候大都一片茫然，再加上又要忙于收拢胯下坐骑，很难立即发起有效的反击，这个时候全军出击虽然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但因为敌军战斗力的瞬间虚弱却可以大幅度降低己方伤亡。结果就是整齐的队列严重抑制了部队的冲锋速度，使得敌人有了充足的时间组织阵形，除了一部分骑兵见主将身死后逃离战场之外，绝大部分骑兵都陆续整顿好了阵形重新发起进攻，甚至一些不幸落马的骑手都镇定下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李俊又下达了另外一个后来被追认为本场战役中最最错误的一个命令——骑兵营和指挥部侦察团的两个营追击敌军。不足八百的溃兵给骑兵营和侦察团的尖兵带来了五百多人的伤亡，与此同时根据己方士兵的回忆和事后打扫战场发现的数据证明对方的伤亡也只在四百到六百之间，这个数目狠狠打击了以李俊为首的部队高层刚刚建立起来不久的自信心，甚至那些头脑发热要求迅速统一中原的家伙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脑子，大多数人都开始用更加清醒的眼光审视蒙古蛮子的潜在力量。

不过总的说来此次战斗部队损失并不太大，因为是正兵出击，几乎没有任何非战斗减员，战斗减员的数目大约是两千二百余人，而且最后是己方打扫战场，伤兵大多都及时得到了医治，估计有一千余人在休整后能够重返战场（这个数字是我随便给的，谁能给一个冷兵器时代的伤亡比例？指的是一方的减员数字和真正死亡数字的比例）。

因为担心塔察儿的报复，李俊在打扫完战场后很快将兵力重新收缩入宁海州的城墙之内。在指挥部的计划中年轻气盛的塔察儿肯定不会就此罢休，因为他们多半同样会将战斗的惨败归结于战马对火炮声的恐惧，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解决，只需找东西将战马耳朵堵上就差不多了。从塔察儿的角度来看，七千多骑兵即使对付一万步兵，只要不出意外也绝对没有问题，更何况对方也不可能没有损失，说不定已经伤亡的差不多也是有可能的。——说蒙古蛮子的侦察能力强，只是说他们的部队侦察速度更快，而且那也只是在草原地区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的，对于在中原地区计算敌兵数目绝对不是他们的专长。

等了两三日后李俊竟然发明塔察儿竟然没有丝毫报复的意思，而是在劫掠完宁海州海州之后径自离去。说来这事并不奇怪，塔察儿此时很是有些穷途末路的味道，一旦贵由腾出手来基本上就是他的死期，军队中已经陆续有许多士兵开始逃走，塔察儿唯一的希望就是撑到贵由实力大损，自己再趁机投靠拔都以恢复自己希望的领地，在这种情况下为不相干的人无谓地消耗兵力绝对一件非常不智的事情。

但李俊和他的参谋们却并不知道这些，大总管虽然已经下令北方所有情报部门的情报都共享给指挥部一份，但此时恐怕这个命令才刚刚到达那边，李俊想要得到更加实时的情报至少还要再等上一个月才行。所以发现塔察儿突然后撤的时候李俊头一个念头就是阴谋，对方又在施展他们一贯喜欢使用的迂回战术，想要在己方露出破绽的瞬间给予致命一击。基于这种想法，李俊和他的参谋们在军事上采取了极其保守的战略措施，大军停留在宁海州休整一段时间静待局势明朗，毕竟塔察儿的七千多骑兵不可能在中原城市地区隐藏行迹太长时间，

直到过了数日，探子回报塔察儿的确率军撤退，大军已经过了莱州，李俊这才敢率军回援登州。结果未等大军开拔，登州方面突然传来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消息——联军被击败了！

李俊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有些怀疑，毕竟对方是一万骑兵加四万步兵，且都是经历过战火蹂躏的家伙，而登州方面却只有一万人，且另外一个师组建起来才几天时间，顺境情况下守守城池还可以，要拉出去野战就万万不可能了。看过整个战场报告后李俊这才相信了情报的真实性。

同历史上所有的联军一样，山东联军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人心开始涣散，尤其是在发觉塔察儿都吃了大亏“不敢”报复的时候更是惊恐不已，正逢粮草不济，大家都找到了借口，世侯们立刻散了大半。当然大家也都不是傻子，谁都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在这种明知必死的情况下大家都是抱着多活一刻是一刻的心态——人性这东西有很多可能我们不知道和很难计算的因素，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完全“理智”的样子——再或者实在不行他们还可以投降，毕竟这种事情他们以前也不是没有做过，甚至是做了不知多少次了，此时整个蒙古都陷入残酷的内战泥潭，说不定面前的敌人就是将来的雄主。

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那些登州和海州的世侯，他们已经是“无家可归”，还有一部分宁海州的世侯，李俊的部队已经打到了他们的家门口，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有勇气独自“回家”。敌人的强大、“盟友”的背信弃义、兵力的不足、粮草补给的渐渐困难，这些个种种因素加起来，部队的士气可想而知，再加上火炮对于步兵的强大杀伤力，宋明没有花费多大力气就击溃了联军。

注意，只是击溃！不是击败，更不是全歼！宋明在信中着重强调了这点。虽然沿途经历了三次战斗，但由于规模不大，弹药还比较充足，加上粮草可以就地补充，李俊最近一直犹豫着到底是率领主力一鼓作气攻下宁海州，还是先回去补充一番兵员再说——部队都不愿补充那些什么都不懂的新兵。这个消息使得李俊下定了决心，决定亲率主力回去补给，宁海州就在哪里放着，什么时候只要有空随时可以拿下，但如果运输部队受到偷袭，弹药被抢走后果可就不堪设想——虽然敌人没有可以发射的大炮，但里面的火药也是危害不小。

当李俊回到登州的时候，宋明排出了三个师来迎接他。当然，只有宋明的三师有着正规番号，其余两个师都是些新兵，师也只是将他们组织起来的一个单位而已，还没有一个合法或者说正规的番号，师团长更是仅仅负责训练的临时长官。但这足够让李俊惊奇了，因为大军离开的时候大家东拼西凑了好长时间才招到了两千来人，后来是加上了陆军学堂的教员和新派来的准军官才勉强拼凑了一个不满员的新兵师。这才几天时间他们就重新召集了一个师的兵员，加上战斗中的损伤恐怕还不止这个数目，实在是让李俊感叹不已，因为他自知自己绝对做不到这点，看来陆军处拿走的不止是征兵的权力，下面部队征兵的能力也因此渐渐开始退化了。

进城后李俊才知道这些新兵大多是这两天收编过来的俘虏。原来联军被击溃会那些士兵并未能重新聚合起来，毕竟大家都知道李俊他们占领登州海州甚至整个山东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跟着原来的主子一条路走到黑实在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但他们这些家伙大多都是从小当兵，别说自己没有田产，就是分给他们农田自己也不会耕种，身上唯一的技能就是杀人，再加上他们脑子里也没有什么忠贞礼义的念头，给谁卖命都是卖命，因此征兵的布告贴出去不久便有人三三两两地跑来投靠。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嘴上说说就来那么简单，虽然他们推行了不收农税的“仁政”，虽然他们的军队“打败”了塔察儿的蒙古骑兵，但这些消息要传开来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许多变形。这个时候姚枢命人组建的宣传队的起了很大的作用。

宣传队并不是一个明面上的组织，同情报处有许多方面类似，不过他的作用和情报处刚刚相反，不是收集情报而是向下制造“谣言”。他的本意只是为了组建一枝独立于“官府”之外的力量，不至于地方官府能够一手遮天，能够让下面的百姓也了解一些上面的政策，但姚枢挑选出来的人能力实在太强，短短不到十天的时间就利用大战期间流言满天飞的情况急剧发展势力——这种情况下爱传谣言的人很难忍住不冒出来，之后守卫战的完美胜利更是让他们的声誉大涨。

在这种情况下姚枢自然不可能错过这支力量，征兵工作的顺利完成就是由于宣传队将军队的高待遇及时而有巧妙地传播了出去。

这种情况给李俊带来了很多灵感。之前所以没有选择立刻攻克宁海州，不仅仅是弹药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李俊害怕战后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疏笼山东的残余力量，占领过多的城市而不能控制下面的地方等于是分散自己的力量（想想有游击队的地方的小日本），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做法。不过现在看来他的这种担心有些多余，他估计只要占据了这些个主要大城很容易就可以瓦解当地的土势力，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己方也是汉人，不存在什么民族大义的对抗——实际上此时的北方很少有人关心这个；第二，己方言明不收农税（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人头税，那家伙更狠，不管你有没有收入都要收取，不过李俊这家伙“黑社会”出身，从来没有缴过这玩意——蒋穿林也一样，黑户口出身——所以对这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很容易取得当地大小地主和农民的支持；第三，己方的士兵待遇要比他们好上数倍，对那些愿当兵的和已当兵的吸引力要比他们大的多——当然，他们也可以提高己方的士兵待遇，但事实上他们的经济力量不可能容许他们这么做。有此三点，只要能将他们打的没有还手之力，敌方军心很快就会瓦解，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力量清剿地方。

姚枢对于这种想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让李俊更加自信的同时也让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力量并不足以制定战略上决策，但仔细思索后却又发现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政工和军事分开的缘故，除非有一个人总揽这两方面的职责，否则很难改变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