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过后，我和她们，还有另外几位选手一起走出食堂，为首的爱玛正在给旁边人详细讲述“她家万万”，跟前面刷饭卡的学姐说过再见，我们这浩浩荡荡的一行人依次走出食堂大门。说是大门，其实也只能容一人通过。我落在最后，百无聊赖地打量着四周的装饰。为了欢迎新学生，两面墙上都挂了几条结成蝴蝶结的彩带，贴着学姐们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我因这几天看得多了，也就没把人家的心血放在心上。

前面走了几个人，我跟着往前蹭了两步，越过一个小门槛，这才看见大门对面墙上还挂着一副黑白的摄影，上面是一个坐在桌前的女人，眼睛盯着桌面上打开的书，左手拿着笔，右手夹着一支香烟，口中喷出的烟雾在她身前漫开。

我在这里所见左手写字的人比在中国所见多了许多，归其原因，大概是现在的美国家长不会把左利手当作缺点去矫正。其实中国家长潜意识里也不认为左利手是缺点，他们只是觉得左利手“跟别人不一样”。中国人的谦虚在此刻占了绝对优势，跟别人家孩子都不一样，那一定是自己家孩子的错，不必狡辩。

这点我已感受过太多次了。

女人手中的香烟看上去与男人的香烟一般粗细，没有特别用到民国电视剧中女人专用的象牙嘴细烟。我用揣摩辅导员潜意思的思路去想，应该是因为学校想借这点细节告诉我们，不要只把女人想成需要别人帮助的弱者，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

“丽贝卡？”前面的温迪隔着人群隐约叫了我一声，我专心看着眼前的画，装作没听见，她们也就走了。

我的认真，实际上因为看到这张图片又让我想到了枫树下的女人。我是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科生，绝对的无神论者，所以我绝不会因这一次见面便相信她是我命中注定的什么人，我只是很欣赏，很好奇，大概因为我…从未见过一个她这样的女人。

我记得那是我到美国第六天晚上，我看着那副画，心里忽然想，要是我能再见到她就好了。

第二天是新生活动周的最后一天，不能免俗地找了一位老师来进行新生周的讲座。这天只有听讲座这一桩任务，故而每个人脸上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万里长征即将结束的喜悦之情。

讲座的主题是“校园安全”，我在心里哼了一声，翻了个白眼。无非就是晚上尽量不单独出门，见到可疑人员随时汇报，有事别硬扛随时找保卫处，还有不到法定年龄不能喝酒，只不过这法定年龄比中国的法定年龄大了三岁，而我刚好在离法定年龄最近的那年。

讲座题目下面写的演讲人是“dianayao”，戴安娜？红颜薄命的英伦玫瑰......？不过她应该是个中国人，看姓就知道了。这个发现让我心中升起了一丝喜悦之情。这里的中国人真少，少到我们已经把日本人、韩国人甚至印度人都当作老乡了。

我慢慢地转过头，屏幕的右边放着一张小桌，上面有台打开的电脑，后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那个枫树下的女人。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当然，我并没有像偶像剧中的主角一样冲上去，我甚至没有一点想要这样做。我只是很仔细地看着她，生平头一次庆幸自己听学校讲座时坐得这么靠前。谢天谢地，感谢把我们轰倒这的学姐。

她已经有了些年纪，即使她保养得很好，我也能看见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浅浅痕迹。可是我反而更加安心了，因为对于她这样的女人，岁月往往不会夺走她曾经拥有过的美，倒会给她增添一种年轻时不曾有过的风韵。

当然，我想到这一点，也可能是因为她年轻时就不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绝不是那种绚丽夺目的女人，因为那样极致的美在年华老去后更可能变成一种负担，跟着松弛的皮肉和丛生的斑点一起浮在那张曾经美丽的脸上，让人在怀念曾经的美时不自觉地产生一种逃避现实的心里。

她不是。她年轻时没有那么漂亮，可是现在的她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成熟女人的优雅和风韵。她很迷人。

我想起了我的那所理工科大学里，那些身怀绝技却不修边幅的教授们：冬天永远红棉袄黑棉裤的大物老师，头发堪称鸟窝脸上沟壑纵横的有机化学老师，还有永远一身皱巴巴的休闲西装，三十岁刚过头顶就已锃光瓦亮的普生老师——每次看到他，班里的男生都感觉头顶发凉，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