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残废的感觉。

许多领域都是这样，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是1∶1。

摆设甚至不能算是一种消费，简直是一种浪费。

我忽然想：李琴之于我，岂不也是一种浪费？

娶一个老婆回家，一般有如下几个目的吧。

1?**，过性生活，同房……

2?生孩子，也叫繁殖，培育下一代……

3?解闷，也叫点灯说话，逗磕子（包括扳扛），许多家庭的主旋律就是“唠叨”，碎嘴叨叨什么的。

4?分房、出国等，即为了一个现实目标不得不架设一个婚姻桥梁。

5?还有一些较弱的目标，比如为了让老人安心，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为了报复某人……

我跟李琴的准婚姻生活与以上5条基本“不搭界”，至少现在，我们相识两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已互为摆设。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谁也不干涉谁，我们待在各自的书柜里（一人一间屋），相安无事。我们彼此之间正在静静地落着灰尘，我们似乎都在隐隐地等待尘埃落定瓜熟蒂落的那一天。

14

我在书桌前怀念酒桌，在酒桌前怀念书桌。当我喝高了，我对书桌的怀念会烟消云散；当我写高了呢？

可以这么说，我很少写高过，一般写到稍高，弄出一两个彩儿，我就感觉够了，对得起自己了，该去喝酒了吧。

而喝酒则没够，两瓶下肚，稍微高兴了些，但还想更高兴，于是四瓶、八瓶地往上叠加，到八瓶，已经相当相当高兴了，此时肯定有不少朋友在身边，而且会想起更多的朋友（整个电话本上的人全包括），于是继续找人，继续换地儿……直奔世界大同而去，也直奔身体的极限而去。

我现在喝酒不带电话本了。我本上有很多半生不熟的人，还有些纯是生人。我在报社时因为要组稿约稿，抄了一大堆作家明星一类的电话号码，大多都没打过，但酒后这些人均变成了知己，尤其是姑娘，被我一通盛情邀请，大多数婉言谢绝，我也并不强求，这样倒也没什么，糟的是有几次我在电话里开始胡说。

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里我给陈染打电话，大约夜里1点。我没见过她（除了她印在书上的照片），她更不认识我，打通了之后陈染问哪位，我一时语塞，瞟了一眼仍在喝着的李大卫（他跟陈染都是作协的，应该算是一个单位的吧），便说我是李大卫。

陈染倒很客气，还在电话里跟“李大卫”聊了一小会儿，“李大卫”便盛情邀请陈染出来坐坐，还说了几位北京青年作家的名字，说都在，陈染婉拒，“李大卫”倒也懂事，说是啊，太晚了太晚了，改天吧，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为写东西犯不着那么累……陈染迷惑地问：你是李大卫吗？我又语塞，什么都没说就把电话挂了。

我坐回桌前，跟闷头吃喝的李大卫对饮了几杯，李大卫兴致正浓，我也没提刚才的事，也不知事后陈染跟李大卫在作协的会议上提没提这档子事。

总之这样不太好，我酒后从不骂人什么的，只是酷爱嘘寒问暖。有些人当了真，再见我态度就比往日多了些亲密。我酒后忘事，对这亲密就感到有些小小的突然，比如在报社里平常不怎么说话的某小哥们突然对我又敬烟又上茶，且口无遮拦地跟我唠起了家常乃至**，我总要心里嘀咕半天：什么时候我跟他好上了？聊着聊着我会恍然想起：前两天的酒局上我跟人家掏心窝子来着。

也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些陌生人，比如在酒吧里，我经常碰到些我不认识的人一口一个狗子地跟我打招呼，并且拍拍肩什么的。甚至有一次在大街上我正走着，路边停着的一辆桑塔纳轿车的窗玻璃摇了下来，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家伙冲我嚷：“狗子！干吗去？”我犹豫了一下，以为他在叫别人，但这哥们笑眯眯死盯着我，我估计这又是我在酒态中结识的某位好汉，我只得皮笑肉不笑地跟这位陌生人聊了两句。陌生人坐在车里给我递烟，我忙说谢谢刚抽完，陌生人自顾自点上一根，将夹着烟的手臂耷拉到车门外，拿出一副要跟我开聊的架势。我慌忙敷衍了他两句，溜之大吉。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在大街上亲密聊天，这姿势可比较难拿。此人我再也未见。